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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異與求同

西方政策研究界對中俄關系“雙流”認知的第三重表現，可以用“存異”與“求同”來概括。在中文語境中，“求同存異”思想深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無論是《易經》中“厚德載物”、“以同而異”的論述，還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名句，都體現著這種多元包容、追求和諧的觀念?！扒笸娈悺彼枷朐诂F代被中國共產黨人吸收運用，其核心意指可以理解為“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意見”。這種思想在國內統(tǒng)一戰(zhàn)線事業(yè)和新中國外交實踐中大放異彩，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關于“求同而不立異”、“求同而存異”的即席發(fā)言是其高光時刻。[49]

“求同存異”思想極大地塑造了中國處理國與國關系的風格和策略，歷久彌新。過去三十多年來，在中蘇關系正常化到中俄建立新時代全面戰(zhàn)略協(xié)作伙伴關系的歷程中，“求同存異”思想越來越被中俄兩國各界接受，構成處理兩國關系的思想理念基礎，對兩國關系的發(fā)展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這個成語放在西方語境下卻是先后、主次的“顛倒割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俄都不是“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歐美式的二元社會；宗教（或民俗信仰）在長時期中依附于或合作于世俗權力，與歐美大不相同；百年社會主義歷史實踐又使得中俄兩國有著與歐美并不相同的結構稟賦與精神遺產。[50]這些客觀性差異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被西方進一步凸顯為兩國關系的“主流”，尤其是拜登政府執(zhí)政以來，除了濫施霸凌，還著重以“民主與專制”敘事劃分世界，于是，中俄關系的“求同”就越來越多地被固化為“逆流”。

1955年4月18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萬隆會議，提出并堅持“求同存異”的方針。圖為周總理于萬隆會議（圖片來源：共產黨員網）

（一）主流：中俄關系的“存異”

烏克蘭危機以來，不少西方學者強調中俄在外交政策、地區(qū)合作、社會文化方面的諸多“差異”，并且以此判定兩國關系陷入危機或分道揚鑣的必然性。

在外交政策層面，西方學者聚焦中俄在國際舞臺上行事風格和策略重心的顯著差異。

有的西方學者著眼于中俄兩國在面對世界變局時總體戰(zhàn)略的差異。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牛津大學榮休教授傅若詩（Rosemary Foot）認為，中俄同時面臨著來自西方的壓力，但兩國處理沖突的方法不同，俄羅斯傾向于對抗性（兼有軟硬手段），而中國更愿意避免危機或在危機出現時加以管控，這一定程度上將導致中俄關系疏遠。[51]美國前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也總結說，當前世界秩序處在轉折點，中國此刻更希望平靜，而俄羅斯希望制造混亂。[52]

也有西方學者聚焦中俄在具體議題上的策略分歧。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教授史黛西·戈達德（Stacie Goddard）認為，中俄在全球秩序層面擁有對抗美國的共同目標，但在策略工具的選擇上存在分歧，中國更愿意通過經濟影響力解決問題；相反，俄羅斯訴諸武力的做法不但在觀念上與中國不同，還可能在實質上削弱中國的經濟工具?？▋然鶉H和平基金會亞太問題高級編輯林賽·梅斯蘭（Lindsay Maizland）同樣觀察到，不同于俄羅斯對國際秩序的負面和破壞性主張，中國從當前的國際秩序中獲益匪淺，主要尋求改革而非取代，以更好地滿足自身利益；同時，中俄國力發(fā)展和經濟影響力的不同軌跡，也導致中國政府內部一些人始終將俄羅斯視為拖后腿的伙伴；此外，中國也極力避免如俄羅斯一樣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采取完全挑釁性的主張，更多采取謹慎和目光長遠的態(tài)度。[53]

還有學者關注到中俄外交視野和行動維度的差別。塞繆爾·查拉普在烏克蘭危機前就提到，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多維化和全球化，而不是僅將俄羅斯作為政策重心。[54]哈爾·布蘭茲也指出，由于中國的國力優(yōu)勢，中國追求陸地和海洋的復合權力，而俄羅斯局限于恢復在東歐和中亞的主導地位。[55]

在地區(qū)合作層面，西方學者強調中俄在處理地區(qū)問題和強化功能性合作方面的差異乃至分歧。

首先，中俄在兩國周邊地區(qū)各自開展經濟、外交或安全行動時，特別是在與被另一方看重的第三方互動時容易誘發(fā)分歧。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牛津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強調了中國對北極地區(qū)增長的興趣、在中亞日漸形成的經濟主導地位令俄羅斯感到不滿；在中印領土爭端背景下，俄羅斯依然保持與印度密切的軍貿和安全合作也有悖中國的利益。[56]史黛西·戈達德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她還強調了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越南也是俄羅斯軍火的重要消費者；這些分歧若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將使中俄關系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57]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中國項目”撰稿人和《中俄報告》編輯約瑟夫·韋伯斯特（Joseph Webster）、大西洋理事會歐洲能源安全助理主任帕迪·瑞安（Paddy Ryan）著眼中俄在中亞能源問題上的分歧，指出俄羅斯在沖突爆發(fā)以來兩次阻止哈薩克斯坦石油出口，這不僅損害了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重大經濟利益，也打擊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

更進一步講，這一分歧突顯出中國其實在保障能源供應、降低能源價格和確保產業(yè)鏈供應鏈流動上與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更明顯。[58]安德烈婭·肯德爾-泰勒等人也將中亞和北極這些俄羅斯的“腹地”視為中俄區(qū)域合作的關鍵分歧點，并且將其與中俄防務安全合作中存在的歷史上的不信任、文化上的不可調和與日益增長的不對稱性相關聯，認為如果不是對抗美國的共同意愿，中俄在這些地區(qū)和安全領域的合作將難以為繼。他們還進一步提出美國應該利用這些分歧并區(qū)別對待中俄，限制兩國合作的范圍和深度，展示與美國和西方合作的可取之處和優(yōu)勢。[59]

除傳統(tǒng)的經貿、能源和安全這些領域外，中俄網絡空間合作也愈發(fā)受到西方學者關注。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新興技術和國家安全研究項目負責人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認為，雖然中俄都基于防范風險考慮推動“網絡主權”的理念，對境外信息加以嚴格管控，反對美國的網絡議程，并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加強合作和協(xié)調，但中俄在網絡領域不僅缺乏實質合作，而且仍然彼此保持著戒備和警惕，不太可能分享攻擊性的網絡能力，也沒有在網絡防御上達成顯著共識。中俄之間在高性能芯片、5G通信等技術上的差距也可能導致長期的緊張和不信任。[60]

在社會文化層面，中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差異持續(xù)凸顯的同時，兩國國內當代政治文化的差異也愈發(fā)不容忽視。在歷史遺留問題方面，中俄關系中許多負面的歷史遺產依然被一些西方學者關注。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國家歐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R. Smith）和寧波諾丁漢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特雷西·法倫（Tracey Fallon）將深植于文化和歷史中的國家間友好關系稱作“真誠的國際友誼”，這類友誼能夠顯著增加雙邊關系的穩(wěn)定性和靈活性。他們的研究認為，雖然俄羅斯是最接近獲得中國真誠友誼的對象國之一，但中俄關系的歷史負面遺產、近期“文明轉向”可能導致的排他性、以及兩國現實權力關系的失衡，都將成為限制因素。[61]

文化方面，在2022年6月美國《外交事務》網站發(fā)起的中俄關系專家調研中，有學者指出文化路徑的差異意味著中俄很難真正走近。雖然西方將中俄的政治體制與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對立，但俄羅斯基本上屬于歐洲文化，目前正在經歷“歐亞化”畸變。但俄羅斯遲早會回歸歐洲的共同命運，其意識形態(tài)中的反西方主義將被拋棄。與此相反，中國是真正的亞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體現，正在努力為躋身21世紀的超級大國而進行全球擴張。[62]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教授威廉·卡拉漢（William A. Callahan）認為，中俄關系中的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念、中俄各自的全球秩序模式和兩國民族復興敘事三類觀念性因素，在中短期內促進了兩國關系發(fā)展，但是這三類因素內部存在明顯張力，在雙邊關系層面可能隱藏著放大中俄文化乃至文明差異的風險，在全球層面也不足以支撐起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觀念。[63]

但也有學者強調，在所有影響中俄關系的觀念性因素中，具體的國內政治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米哈伊爾·特羅伊茨基（Mikhail Troitskiy）認為，中俄兩國的文明或文化差異并非限制兩國務實合作，特別是經濟合作的主要障礙，俄羅斯官僚體系的陳腐作風和惡劣的營商環(huán)境才是癥結所在。他認為，只有俄羅斯改變保守和過度“安全化”的政治文化，推進社會生活的法治和多元化，才能激發(fā)中俄之間巨大的經濟交往潛力；中俄在當前俄烏沖突背景下經濟往來的增加只是一種“次優(yōu)狀態(tài)”，只有出現可喜的政治過渡，才能真正實現中俄健康蓬勃的相互依存關系，這對美國及其盟友也是有利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