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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既然根本性的問題沒法解決，現(xiàn)在也沒有看到解決的契機，那么在技術層面，能否做出改進？

賈敏：本來民主機制的目的是希望選出好的政府管理層，讓公共治理變得更好，但為什么最終沒有出現(xiàn)？因為機制本身有問題，既然如此怎么能寄望于這個機制去選出一個好的治國團隊呢？

就技術層面來說，比如競選耗時過長，可以說每四年一個大選周期，其實是三年執(zhí)政一年選舉，雙方將大量精力、人力、財力投入選舉中，而選舉期間的國內政策、外交政策都非常不穩(wěn)定。

再比如投票方式，今后有沒有可能采用在線電子投票等方式，而不是必須前往投票所投票。美國技術這么發(fā)達，為什么不能做些探索和改變？這方面美國人其實是比較頑固保守的，一方面很現(xiàn)代，另一方面又保持一些傳統(tǒng)在里面，但有時候付出的代價會不會過大？

總之，一場令人疲憊的美國大選究竟反映出美國社會的哪些問題？今日的大選本來就是做給所有人看的，但我的問題是這場大選真的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嗎？就像我所說的，你是不是真的被別人看到，還是不愿意被看到？你讓別人看到的只是一個光鮮的外表，你的內核是不愿意被別人看到的？什么時候才愿意被別人看到？美國大選也是如此，政治泛化、精英教育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美國社會真實存在的。

我在開頭提到的這本書的作者布魯克斯，他的方案是重新喚起社會的道德感，但我覺得這恐怕只是一廂情愿的理想方法。當然，我也沒法給出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需要美國社會的自我調節(jié)，可能是代際調節(jié)，可能是社會階層調節(jié)，可能需要年輕一代處理好個體與國家的關系，等等。

觀察者網：有一個比較大的感觸是，以近幾次大選來說，早前媒體會花費較大精力去關注雙方的內政外交政策，尤其是內政；到2020年選舉本質上是“反對特朗普”，再到今年就是互扔泥巴，哈里斯一度想打經濟政策牌，但草草了之；媒體找不到政策焦點，而且這些政策也切不中民眾的關注點。

賈敏： 我一直有個看法，2024年美國大選早在7月份就已經死掉了，7月的幾次轉折性事件耗盡了大家的熱情，槍擊案、拜登退選，現(xiàn)在只不過是茍延殘喘的狀態(tài)。大家都在等一個結果而已。

我長期觀察美國政治，但鮮有這樣的感觸：快點結束吧。因為選完了不會有任何變化，極化問題、立場問題還是擺在那兒。

美國有暴力傳統(tǒng)，但缺乏革命傳統(tǒng)

觀察者網：關于美國社會的對立、撕裂現(xiàn)象，不久前看到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張?zhí)┨K提出一個看法，即美國社會的真正撕裂在于精英階層和中下層民眾之間的撕裂……美國的大量沖突不在華盛頓的政治中，而是分散在企業(yè)和工會之間、學校與知識分子內部、移民與本地人之間、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等等，但這些沖突又沒有一個足以致命。……同時也在消耗著民眾的注意力，導致階層的撕裂反而無法成為統(tǒng)合全國的核心政治沖突點。再加上美國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民眾并沒有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因此難以掀起一股根本性的反革命力量。用這種觀點來解釋當下美國焦躁不安但又引而不發(fā)的社會氛圍，您怎么看？

賈敏：這是個蠻有意思的話題。最近國內引進出版了一本書叫《美國暴力史》，作者是美國著名歷史學者霍夫施塔特，他還寫過《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美國政治中的偏執(zhí)癥》等作品。這本書是他晚年的作品。作者以為，暴力可以被視為美國社會的底色。

美國這個國家疆域廣闊，表面上看起來很普通 ，但美國社會內部的暴力是連續(xù)不斷的。暴力有很多種，霍夫施塔特所說的暴力主要指非反叛的革命；比如我們可以說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歷史上發(fā)生了很多顛覆式的革命；但美國不是一個革命性的國家，它排斥顛覆性的革命，但暴力無所不在。

霍夫施塔特指出美國政治是偏執(zhí)的、美國社會充滿暴力，這背后存在深刻的社會機制，包括種族主義、階層固化、貧富差距等。霍夫施塔特的深刻洞見是，隨著1960年代美國社會兩極化趨勢的加深，美國社會生活的暴力化傾向將會愈發(fā)明顯。如果我們延續(xù)作者的觀點，今天暴力的形式已經不再只是槍和子彈，可能還有新的網絡攻擊、媒體謠言，虛假新聞等。這類形式不是系統(tǒng)性的，而是散見于各地的。

但是，這又是我們在觀察美國社會時，非常反直覺的現(xiàn)象；按中國的歷史經驗，如果社會上充斥著如此奇葩的情況、如此大的戾氣，恐怕早已出現(xiàn)全國性叛亂。舉個例子，美國槍擊案剛開始出現(xiàn)時，中國媒體是放在頭版頭條來報道的，像前些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我們會做連篇累牘的報道。而今天美國爆發(fā)槍擊案，還有多少中國媒體在跟進報道？非常少。但這并不代表槍擊案、槍支泛濫問題就不存在了，而是大眾習慣了，媒體找不到新聞熱點、不值得報道，所以媒體先屈服，公眾也跟著屈服了。

再比如，不久前發(fā)生美國退伍士兵在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門前自焚的悲劇，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美國主流媒體根本不予關注。他們認為這是社會性事件，但在中國人看來是個大事件，因為雙方的議題設置不一樣。

美國充斥著暴力，這一點沒有被系統(tǒng)地揭示出來。而今天我們說美國政治失序、民主失序，是因為全球都在關注美國大選，因此這些弱點被暴露出來了。這就是無奈的現(xiàn)實，人們關注了，它就存在，不關注就不存在。

所以，這場大選是否能真的讓你看見美國，這是我們要深思的。美國媒體所呈現(xiàn)的美國大選，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大選，還有美國人眼中的大選，其呈現(xiàn)出來的是不一樣的。我們作為外部觀察者，想要真正看見美國大選，既要看美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也要看中國媒體的觀察，甚至還要聽一些在美國的親歷者所關注的東西，總之通過不同的渠道去傾聽、親歷，才能真正看見美國大選。

2021年初，特朗普取消1月6日在馬拉戈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指責新聞媒體和眾議院委員會調查對國會山的襲擊。華盛頓郵報

觀察者網：記得2020年美國大選前，我們在六七月份做了一次交流，當時您非常明確地提出一個觀點，即美國需要一場自我顛覆性的內戰(zhàn)；如果說彼時“內戰(zhàn)”一詞還略顯新鮮，到現(xiàn)在這個詞已到處可見，但我想這個話題還是可以繼續(xù)討論的，所謂的“自我顛覆性”到底指哪些方面？如果像上文所說美國內部矛盾一直引而不發(fā)，那么靠它的內在機制進行自我改革，可能嗎？

賈敏：其實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之后，很多民主黨人直接說這是一場“叛亂”（rebel），很多共和黨人則稱之為“內戰(zhàn)”（civil war），這其實符合霍夫施塔特所說的美國很少發(fā)生革命戰(zhàn)爭（revolution war），但我個人認為1月6日國會山事件是一場叛亂。

內戰(zhàn)是比較直率的說法。全世界的戰(zhàn)爭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對外戰(zhàn)爭，另一種是內戰(zhàn)。西方歷史上，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內戰(zhàn)、俄國十月革命，最后也都走向內戰(zhàn)的形式。內戰(zhàn)看似是戰(zhàn)爭的形式，其實是國內政治破裂的延續(xù)。內戰(zhàn)不是簡單的暴力行為，而是政治的失敗。

四年前我為什么說美國需要自我顛覆的內戰(zhàn)，是因為沒法通過政治機制解決，既然選舉選不出一個所謂的合法性政府，那就只有通過暴力方式來強行推出一個結果。2020年特朗普沒法接受這個結果，于是選擇號召支持者“革命”的方式，但他失敗了，最終遭到鎮(zhèn)壓。今天他可能還想重拾舊夢，但“反革命”陣營已經嚴陣以待做好準備，不可能讓你得逞。

因此，今天你要說美國內戰(zhàn)，其實雙方都做好準備了，可能性不大，內在根源還在，政治分裂也沒有消失；甚至可以說，2016年之后，美國的自我顛覆性內戰(zhàn)、政治分裂一直都沒有結束過。

執(zhí)政合法性問題，怎么解決？

觀察者網：換言之，這是否意味著今年大選結束后，美國新總統(tǒng)還是會面臨“合法性”問題？因為雙方陣營過于對立，無論誰當選，總有那么多人不會真正承認對方是自己的總統(tǒng)，新總統(tǒng)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賈敏：今年早先時候推出了一個所謂合法選民的提案，但拜登把它給否掉了，可見雙方在身份認同上存在巨大差距。美國當下的這種選舉機制、民主制度確實面臨很大問題，到了必須自我改革的地步。但是，要想真正推動又非常困難。

舉例來說，拜登在退選后聲稱要改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限，取消終身制等等。其實就是試圖對保守派占據(jù)多數(shù)的最高法院進行改革，但改革必須通過國會參眾兩院的認可，然而現(xiàn)在的兩院是不可能在這點上達成共識的。事實上，過去兩黨都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但沒有基礎去推動，就像哈里斯的選舉承諾是要減稅，給富人增稅，國會就不會同意。

這本質上是美國立法機制的問題，就選舉來說，比如要解決選民資格等，這還是相對容易一些，但關鍵是立法機構不合作。立法背后是民情民意，民情民意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巨大分裂，兩派人永遠達不成共識。而這些人現(xiàn)在都還在位，“紅脖子”大概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固化，除非代際消融，否則沖突還會延續(xù)下去。

美國歷史上解決核心問題的方式就是戰(zhàn)爭，要么是內戰(zhàn)，比如南北戰(zhàn)爭，要么是對外戰(zhàn)爭，所以想通過國內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真的很難。談到這里，我想特別強調的就是中美競爭，中國要避免成為美國內部沖突的犧牲品。過去我也這么說過，到今天來看，還是能站穩(wěn)腳跟的。我們要盡量避免成為美國兩黨矛頭一致對外的最大公約數(shù)，避免發(fā)生中美直接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