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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的觀點看，美國大蕭條的原因很復雜，但怎么也不可能是因為低關稅導致的外國產品沖擊。1929年4月大蕭條還沒爆發(fā)，斯姆特與霍利兩個參議員提議對歐洲農產品加稅，保護美國農業(yè)。就和現在一樣，許多政客也開始往里面加保護條款，算是常規(guī)行為。

1929年10月24日美股崩盤，大蕭條正式開始，失業(yè)率暴增，社會氣氛慘淡，美國政客需要找替罪羊。國會通過法案后，1930年6月，胡佛總統(tǒng)不顧上千個經濟學家聯名勸阻，被政治氣氛裹挾，簽署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對上千項外國產品加高關稅。加拿大和歐洲多國報復，對美國產品加關稅。1933年美國出口只有21億美元，相比1929年的54億美元降低了61%。全球貿易額也因此暴跌，從1929年到1934年，全球貿易總量下降了約66%。

有的分析說，本來大蕭條沒這么嚴重，道指跌得不算大，瘋狂的關稅法案出來后，道指才真正大崩，跌掉快90%，關稅政策被認為是導致大蕭條的原因之一。全球貿易與美國貿易大幅下降，到底是大蕭條的結果，還是大蕭條的原因，說不太清楚。筆者傾向于認為，當時全球貿易額并不算高，約占全球GDP的9%，比現在的30%要低不少，不應該是大蕭條的原因。

《斯姆特-霍利法案》發(fā)起者威爾斯·C·霍利（左）和里德·斯姆特（右）

但無論如何，大幅加關稅為本國經濟危機甩鍋，肯定是錯誤行為。富蘭克林·羅斯福1932年當選總統(tǒng)，在1934年通過《互惠貿易協(xié)定法》（就是上圖中的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終止了《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惡劣影響。從此美國關稅開始了歷史最長的下降期，到21世紀平均有效關稅甚至降到了2%的極低水平。直到特朗普2025年大加關稅，才大幅上升。

羅斯福降低關稅，方向是正確的，與其它國家通過談判放開市場，而非設置障礙。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事件留下了一個行政程序傳統(tǒng)：國會向總統(tǒng)授權與外國協(xié)商關稅。關稅對美國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要國會審批，總統(tǒng)簽署，以法案的形式出現，前面都是如此。但羅斯福政府面對的事態(tài)緊急，需要將關稅決定權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提高效率。

羅斯福無法預料的是，這給特朗普留下了一個大空子，他只要宣布國家緊急狀態(tài)，就能隨意對別的國家發(fā)出關稅威脅。美國體制里，總統(tǒng)的權力可大可小，受限制太多，搞錢就很頭疼。關稅成為特朗普最愛使用的大招，是歷史的不幸。特朗普將Reciprocal（對等、互惠）胡亂解釋，將別國對美國的順差說成是對美關稅，是經濟學的鬧劇。

二戰(zhàn)后，美國有效關稅一再降低，引領全球貿易大發(fā)展，是歷史正確的方向。自由貿易能讓國家之間雙贏、互惠，WTO（以及其前身GATT）實踐中還加上對窮國的照顧，這都是不錯的原則。

二戰(zhàn)結束后的相當長時間內，美國制造業(yè)實力冠絕全球。美國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最大鼓吹者，要求別國對等放開市場，幫助本國公司擴大市場。這段時期的美國，連共和黨都認為關稅不是大事了，美元、金融、軍事等全球事務更為重要。美國會對一些國家加關稅，但一般是出于政治原因，并非經濟考慮。

全球經濟的發(fā)展，大大超出了美國歷史上關稅實踐設想的情況。在2000年之后的黃金發(fā)展期，全球化達到頂峰，關稅似乎已是歷史遺留問題，應該在WTO原則下不斷降低。WTO談判進行了很多輪，非常艱難，但主要是窮國抗爭想要保留高關稅權力，發(fā)達國家居高臨下大談自由貿易。

美國政府重新開始重視關稅有兩個因素：全球化導致的制造業(yè)外遷和中國崛起，后者更為重要。1980年代美國開始全面轉向金融、服務業(yè)，低利潤的制造業(yè)隨著全球化外遷，2000年后外遷加速，中國就承接了不少美國公司的制造業(yè)務。中國以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力度與速度，全力發(fā)展制造業(yè)，在2010年以后制造業(yè)產出超過了美國，并大幅拉開差距。

等到2016年特朗普上任時，開始面對這兩個問題，但沒想清楚怎么干。最后只是對中國商品加了明顯的關稅，還有很多豁免。拜登上任后沒和中國打關稅戰(zhàn)，豁免繼續(xù)，貿易沖突沒有擴大，只是高科技領域較量多。2024年美國進口關稅有效稅率只有2.5%，雖然不是歷史最低，也是較低的數值。

二、特朗普的關稅戰(zhàn)心理

了解了美國的關稅歷史，特朗普的很多關稅動機就好理解了，基本都有歷史背景，再加上特朗普慣用的“極限施壓”戰(zhàn)術，他的目的就非常明確了。

從美國歷史上看，特朗普加關稅的一個大目的，就是增加政府收入。美國建國初期，關稅甚至是聯邦政府的主要收入。如果特朗普將平均有效關稅拉到20%以上，以2024年進口額4.11萬億美元估算，“毛利潤”應該有8000億美元?？紤]到談判降低稅率、必需品豁免、利益集團豁免等多種因素，會減掉不少，但怎么也有大幾千億美元關稅收入可以盤算。

如果僅憑直覺，我們會很容易以為美國關稅收入沒多少，那是因為美國政府已經有很多年不靠關稅過日子了。結合上節(jié)的歷史，可以看下美國政府收入演化史。19世紀上半葉，關稅是支柱性收入。1862年南北戰(zhàn)爭時期支出暴增，消費稅又成為重要來源，個人所得稅也開始征收（圖中深藍色），但關稅仍是許多年的主力收入之一。

進入20世紀，個人所得稅逐漸成為美國政府收入最大來源。1935年又開始收社保，企業(yè)所得稅也開始增加。關稅稅率下降，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逐漸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了。

1924年，美國政府收入中關稅的占比還在16.8%，到1975年只有1.3%了，總額只有36.76億美元。2024年，美國政府關稅收入838億美元，占比1.6%。比例固然不高，但是2017年美國關稅收入是330億美元，幾年來通過加關稅增加了不少關稅收入，似乎“有潛力”。

如果特朗普通過大幅加關稅，哪怕有效稅率達到對所有國家都加的10%，也能有個4000億美元的收入，對捉襟見肘的財政確實是個不錯的補充。

特朗普的另一個動機，可以說也是加關稅的最大目標，就是回到歷史上麥金萊代表的高關稅保護主義傳統(tǒng)，促進美國制造業(yè)發(fā)展。這并不是特朗普發(fā)明的，而是共和黨的歷史傳統(tǒng)。特朗普出于歷史直覺，認為加關稅既能增加財政收入，又能讓制造業(yè)回歸。包括減稅，幫助企業(yè)經營，都是美國歷史上的發(fā)展經驗。

特朗普還有一個戰(zhàn)術動機，用關稅作為“極限施壓”的武器。他在上一任就有嘗試，這次全面出擊了，剛上任就對加拿大、歐洲、金磚國家等多國發(fā)起了關稅威脅。

4月2日，特朗普公布了炮制的“對等關稅”表，以一國對美順差除以出口額，作為關稅的計算值。這是一個典型的“極限施壓”動作，這種算式讓經濟學家看不下去，偷換概念到開國際玩笑了，但特朗普本就是大搞霸凌，早就不要這種體面了，用來當訛詐工具。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計算公式（注：美方經過所謂核算，將ε、φ兩個系數分別給定為4和0.25，所以二者乘積為1，該公式可簡化表達為，綜合稅率=美方出口額-美方進口額/美方進口額。）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網站

特朗普2018年開始和中國打貿易戰(zhàn)、關稅戰(zhàn)，他自認為是成功的操作。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xié)議在美簽署，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金融服務市場放開等方面，中國答應了一些條件，還承諾在兩年內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和服務。中方的意圖是靠經貿領域加深合作的方式穩(wěn)定預期，和以前對美的辦法是一致的，只是金額比較大。特朗普會認為，極限施壓起作用了，是個成功經驗。

本來特朗普是準備拿著大成果，連任成功，再擴大對全球打關稅戰(zhàn)的。但人算不如天算，疫情讓特朗普非常狼狽、惱羞成怒、走向瘋狂，連任也泡湯了。

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來，再次祭出“極限施壓”的法寶，對許多國家威脅加關稅。這種施壓對小國得手了多次，巴拿馬、哥倫比亞等小國服軟。這次越南被加46%關稅，連忙溝通說要對美零關稅，特朗普發(fā)推宣布勝利，都算是極限施壓的成功案例。

在與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關稅內戰(zhàn)”中，特朗普大體上能控場，但打得要復雜一些。加拿大歷史上和美國糾葛很深，斗爭經驗并不少，不容易對付，特朗普也說很難搞。特朗普借口打擊芬太尼、非法移民，宣布對加拿大、墨西哥加25%關稅，后來又推遲、取消加關稅、給時間協(xié)商。經過反復操作，特朗普逐漸換到了一些加拿大與墨西哥的妥協(xié)，算是“贏了”。

特朗普借口芬太尼問題，對中國兩次加10%關稅，但都沒有引發(fā)太大反應，中方僅對美國部分產品加關稅反制，主要是對毒品問題闡明立場。

資本市場對這些操作的反應都不大，美股還在2月中創(chuàng)了歷史新高。

通過一系列關稅操作實踐，特朗普認為自己是“天生贏家”。身邊人也無腦吹捧，50天50場勝利，贏麻了。于是特朗普無比自信，在4月2日搞了個“解放日”，拿出了很極端的關稅方案，對全球所有國家展開訛詐！

特朗普認為，接下來的劇本，就如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的，各國要爭相盡早找美國政府妥協(xié)，然后特朗普會減少一些施壓，觀察如何榨出更多油水。不少國家確實就是這樣打算的。

但是，接下來發(fā)生的事讓特朗普出乎預料。美股接連兩天大跌，指數都跌了約10%，市值跌掉6.4萬億美元。中國政府在4月4日宣布了力度極大的反制措施，11箭齊發(fā)，對美國所有商品加征34%的關稅，美股當天再次大跌。

在筆者看來，這正是中國一直在等的反制機會，時機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