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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當然不買賬。在他們眼里，“進步人士”仿佛只占到黑人名人和專業(yè)人士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承載著社會的期望，也遭受著社會的偏見，而在他們之下，是糟糕的學校、泛濫的監(jiān)獄、瀕死的街坊鄰居。父母也不買賬，但我們已經學會了忽視這種規(guī)模的不公正，因為成年人為了度過難關而忽略了太多。

如果說有人能嗅出父母的不信任，那這些人就是他們的孩子，他們是在成功的多代家族企業(yè)中承受壓力、承受著精英統(tǒng)治的心理負擔的勞動者。他們中的許多人背負債務進入工作崗位，就像是在大蕭條中失去了機會、行星毀滅的現(xiàn)實壓在他們身上的時候。難怪他們的數字生活似乎比他們父母的世界更真實。難怪他們的性生活比上一代少。難怪中年自由主義者平淡的承諾讓他們怒不可遏。

接著是一個又一個警察殺害或傷害手無寸鐵的黑人的視頻。然后是一個公然表現(xiàn)出種族主義的總統(tǒng)的選舉。這些都是一代人反抗的原因。

這個故事叫做“正義美國”。這是另一個來自底層的反叛。

當“真實美國”打破 “自由美國”僵化的自由放任主義，“正義美國”向“精明美國”自滿的精英制度發(fā)起了攻擊。正義的美國做了其他三個美國以及整個歷史上的美國白人都避免的、艱難但必要的事情。正義的美國迫使我們看到從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到如今，如此眾多的美國黑人所過的第二階級生活的真實寫照——對平等的背叛，這一直是美國巨大的道德恥辱，也是其社會問題的核心。

但是“正義美國”有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因為在它的話語體系中，正義和美國從來都無法合拍。一個更準確的名字應該是“不正義的美國”，是攻擊的精神而不是一種志向。對于美國人來說，與其說自己的國家是一個需要改善的自治項目，不如說是一個需要不斷與錯誤斗爭的地方。在某些版本的敘事中，這個國家沒有任何積極的價值，它永遠不會變得更好。

就像自由主義思想在滯漲的20世紀70年代一直在美國人之間流傳一樣，在幻想破滅的21世紀初，即將成年的年輕人手握關于社會正義的強大思想來解釋他們的世界。這些思想來自不同的知識傳統(tǒng)：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國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家，激進的女權主義，黑人研究。它們在美國大學的課堂上匯聚并重新組合，在這里兩代學生都被教導要像批判理論家那樣思考。

批判理論顛覆了啟蒙運動的普世價值：客觀性、理性、科學、平等、個人自由。這些自由主義價值觀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個主導群體通過它來征服另一個主導群體。所有的關系都是權力關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性的，理性和真理的主張是維持當權者地位的社會建構產物。與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批判理論關注的是語言和身份，而不是物質條件。

批判理論家以主觀性取代客觀現(xiàn)實，將其置于分析的中心，以顯示所謂的普世話術是如何排斥被壓迫群體并幫助強權統(tǒng)治他們的。批判理論家認為，啟蒙運動，包括美國的建國運動，帶有現(xiàn)代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種子。

身份政治一詞誕生于1977年，當時一群名為卡姆比河團體（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黑人女同性戀者發(fā)表聲明，將她們的工作定義為從“白人男性統(tǒng)治”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中的自我解放：“主要的壓迫系統(tǒng)是相互交織的。這些壓迫一起創(chuàng)造了我們的生活條件……這種對我們自身壓迫的關注體現(xiàn)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們相信，最深刻的政治和可能最激進的政治就是來自我們自己的身份”。這種觀點開啟了一種將爭取正義的斗爭置于自我之內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不是訴諸于理性或普世價值，而是訴諸于身份的權威，即被壓迫者的“生活經驗”。自我不是一個可以說服其他自我和被其他自我說服的理性存在，因為理性是權力的另一種形式。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的成員沿著波士頓馬薩諸塞大道游行，參加 1979 年被謀殺的有色人種女性紀念碑。（圖源：紐約時報）

被壓迫者的歷史訴求是作為平等公民被納入美國的所有機構中。隨著身份政治的發(fā)展，這種要求變得不同了——不僅僅是擴大機構，而是要深刻地改變它們。當小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游行時，呼吁美國“站起來，實現(xiàn)其信條的真正含義：‘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是在啟蒙運動的框架內要求平等權利（若干年以后，他對于美國的信念的看法變得更復雜了）。

但在身份政治中，平等指的是群體，而不是個人，要求采取行動糾正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結果——換句話說，就是要求公平，這往往相當于新形式的歧視。在實踐中，身份政治將舊的權力等級制度倒置為一種新的等級制度：讓底層在上。權力所固有的透鏡使得基于共同人性的真正平等變得不可能。

那么什么是壓迫呢？不是不公正的法律——最重要的法律被民權運動及其后繼者推翻了，甚至不是不公正的生活條件。對主體性的關注將壓迫從世界轉移到了自我和它的痛苦——心理創(chuàng)傷、來自言論和文字的傷害、少數群體成員在不斷接觸主流文化時感到的疏離感。一個完整的壓迫系統(tǒng)可以存在于一個詞中。

到了千禧之年，這些想法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部門幾乎無處不在。擁護這些思想已經成為進入教授職位的一個重要憑證。這些思想給了學者們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無論是智識上還是道德上，都可以對他們所處的機構進行批評。這些學者進而形成了美國年輕人的世界觀，他們在精英大學接受教育，在功利主義中茁壯成長，學生們從幼年開始就接受培訓，做在職業(yè)和社會上取得成功的事情。D.H.勞倫斯（D.H Lawrence）寫道：“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代人的想法會成為下一代人的本能”。

批判理論家的想法成為千禧一代的本能。不需要讀過?？禄蛟谥斓纤肌ぐ吞乩眨↗udith Butler）手下學習，就能熟練掌握中心化、邊緣化、特權和傷害等術語；不需要相信語言可以是一種暴力形式；不需要用個人真理來結束一般的爭論（“你不會明白的”，或者只是“我被冒犯了”）；不需要在身份使你失去發(fā)言資格時閉口不談。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年輕人在不了解這些概念的情況下就浸淫在批判理論和身份政治的假設中。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他們的力量。不是每個人都能抵制濫用權力的誘惑。

2014年，“正義的美國”成為了一個全國性的敘事。那年夏天，在密蘇里州的弗格森，警察殺害了一名18歲的黑人少年，他的尸體被扔在街上躺了幾個小時。這起事件發(fā)生的背景是，越來越多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毆打并殺害，而白人警察并沒有受到明顯的威脅。這些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觀看次數達數百萬次，象征著在第一屆黑人總統(tǒng)任期的第六年，美國黑人在監(jiān)獄、社區(qū)、學校和工作場所仍然面臨著更廣泛的不公正。在一個多種族的社會里，不斷進步和擴大機會的樂觀故事似乎一夜之間破滅了。弗格森事件引發(fā)了全國各地城市和校園的抗議運動。

正義的美國的敘事是什么？它認為美國社會不是混合和流動的，而是一個固定的等級制度，就像一個種姓制度。大量獲獎的書籍、散文、新聞、電影、詩歌、流行音樂和學術著作著眼于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歷史，以便理解現(xiàn)在，就好像?？思{在說：“過去永遠不會死去。過去甚至不會過去?！?

《紐約時報》的“1619年項目”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它宣稱要把整個美國的故事重述為奴隸制及其后果的故事，把當代現(xiàn)象追溯到種族主義的歷史淵源，有時甚至無視相互矛盾的事實。任何關于進步的言論都是錯誤的意識，甚至是“有害的”。無論這個或那個人的行為如何，無論出現(xiàn)了什么新的法律和實踐，“白”高于“黑”的等級地位是永恒的。

這就是敘事的革命性力量：從廣義上講，美國歷史（或文學、哲學、經典，甚至數學）被明確定義為是白人的，因此是至上主義者。原本無罪的事情突然被審判，每一個想法都被盤問，在案件審理之前，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

正義的美國關心的不僅僅是種族問題。最激進版本的敘事建立在對一個包羅萬象的地獄的猛烈批判之上，這里白人至上，奉行父權制，有著同性戀恐懼癥、跨性別恐懼癥，由富豪統(tǒng)治，環(huán)境遭到破壞，到處是寄生蟲——美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惡性力量，它的力量超越了地球上任何其他邪惡群體的壓迫。塔內希西·科茨（Ta Nehisi Coates）2015年出版的《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書的結尾，對建立公正美國的敘事產生了巨大影響，該書將全球變暖解讀為地球對白人貪婪和殘忍的重大報復。

有太多的事情在正義的美國是不能談論的，以至于這一敘事無法解決最困難的問題。它不能談論貧窮的復雜原因。幾個世紀以來，由于政策和體制的原因，黑人所遭受的結構性種族主義持續(xù)發(fā)生的不利條件是真實存在的。但個人代理（注：社會學概念，人們作為社會的個體成員行動）也是如此，在正義美國的敘事中，它并不存在。這種敘事不能談論黑人社區(qū)暴力的主要來源，那是年輕的黑人男子，而不是警察。

在喬治·弗洛伊德被謀殺的抗議活動中，許多當地黑人市民反對“停止資助警察”，他們希望加強而不是減少治安。正義的美國無法處理對黑人和白人學生的學術評價的頑固分歧。“成就差距”（Achievement Gap）這一個溫和的詞匯已被摒棄，不僅因為它意味著黑人父母和兒童負有某種責任，而且因為根據反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任何差距都是種族主義的。擺脫評價，你就可以結束種族歧視并彌補種族間的差距。

在喬治 弗洛伊德大幅畫像前的示威者（圖源：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