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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喬治·帕克 譯/董璐瑤、徐順萍、狄磊】

當美國人再也無法對國家的目的、價值觀、歷史或意義達成一致意見，各方是否還有可能和好如初？

國家與個人相似的一點是，他們講述故事的目的都在于了解自己是誰、來自何方以及想要成為什么。國家敘事與個人敘事一樣，容易陷入多愁善感、委屈、驕傲、羞恥與自欺欺人的情緒。敘事方式從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各種類型的敘事相互競爭并不斷變化。最為長久的不是那些最經得起事實檢驗的，而是那些能夠滿足人們最深層次的需求與愿望的敘事方式。

迄今為止，美國人知道了民主取決于彼此共同的現(xiàn)實（指個體通過人際溝通所獲得的對共同經驗的感知）的基準，也就是說事實具有不確定的可替換性時，人則迷途失路。但是，沒有人可以在無休止的自我批評中過上幸福富饒的生活，正如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事實，還有傳遞道德認同感的故事。長久地對著鏡子進行自我審視必須以自我尊重為結局，否則我們會被吞噬。

追蹤國家敘事的演變可以讓我們知道國家變革的可能性。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里，民主黨與共和黨這兩個政黨有著明確的身份特性，闡述著截然不同的故事。共和黨人為想要出人頭地的人發(fā)聲，而民主黨人則代表了那些想要公平待遇的人。共和黨人強調個人事業(yè)，民主黨人則強調社會團結，最終接納了黑人群體并且放棄了對吉姆·克勞法的承諾。但與今日不同的是，那時兩黨是在對具有相同認知的國家進行爭論。這一共識一直持續(xù)到六十年代末，現(xiàn)在人們仍然對其有所記憶。

早期《蹦跳的吉姆·克勞》音樂封面（約1832年）（資料圖）

與今天相比，上世紀兩黨所反映的社會具有更低的自由寬容程度，更少的多樣性與選擇，但經濟更加平等、更能共享繁榮、更能達成政治合作。主張自由的共和黨人和保守的民主黨人在各自的政黨中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飲食（金槍魚面砂鍋）與電視節(jié)目（警匪片《渾身是膽》）的選擇上，那時的美國人比我們更統(tǒng)一，甚至他們的體型也看起來更像。盡管1968年解除了壓抑與鎮(zhèn)壓，但他們仍比我們更克制內斂。

自此以后，兩黨幾乎交換了立場。直至千禧年之交，民主黨開始成為富裕的專業(yè)人士的家園，而共和黨開始聽起來像民粹主義叛亂分子。我們必須了解這種立場互換才能知道美國如何走到今天的局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二戰(zhàn)后奠基于兩黨制、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美國告一段落，隨其消失的還有“遙遙領先”和“公平待遇”這兩種相對穩(wěn)定的敘事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四種相對立的敘事，四種對美國道德認同的描述。它們根植于歷史，又受到新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影響，反映了使我們一分為二的鴻溝兩岸的分野，又加深著人們之間的裂痕。過去四年里，四種敘事輪番發(fā)揮影響。它們重疊、相互形塑、相互吸引、彼此排斥。要理解其中一個敘事則不能舍棄其余三個，因為它們來自同一個整體。

第一個敘事稱為“自由美國（Free America）”。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它是四種敘事里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一個?！白杂擅绹苯梃b了自由主義思想，并將其安裝在消費資本主義的強大引擎中。它所倡導的自由與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自治藝術大不相同。這里的個人自由與他人無涉，是一種“不要踐踏我”（Don’t Tread on Me）的消極自由。

上世紀七十年代保守運動開始主導共和黨，并于1980年羅納德·里根就任總統(tǒng)后開始主導全國大部分地區(qū)。如歷史學家喬治·H·納什(George H. Nash)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一運動令人不安地匯聚了幾股思想。其一是傳統(tǒng)主義，是對現(xiàn)代世俗文明的烏托邦計劃和道德混亂的反動。傳統(tǒng)主義者有充滿罪惡感的新教徒、正統(tǒng)天主教徒、南方農民、潛在的貴族以及不合群的個人主義者，他們是二戰(zhàn)后持異見的人士。他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的自滿庸俗感到震驚。他們的英雄是保守克制的化身埃德蒙·伯克，他們的敵人是美國民主哲學家約翰·杜威。

傳統(tǒng)主義者的精英主義使他們與美國的主流生活背道而馳，美國歷史上對其最具吸引力的階段是準封建的舊南方，但他們的著作啟發(fā)了下一代保守派，其中包括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此人于1955年推出了第一期《國家評論》，著名的主張是“（共和黨）敢于橫跨歷史之潮流，向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大聲喊停。”

其次，接近傳統(tǒng)主義的是反共產主義。其中許多人曾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s Chambers）和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他們從左翼轉向右翼時隨身攜帶著世界末日的包袱。對他們來說，政治無非是善與惡、上帝與人類之間的巨大斗爭。他們鼓足干勁瞄準了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改良主義信條，將古老的自由主義看作一種更加蒼白無力的共產主義，伯納姆稱之為“西方自殺的意識形態(tài)”。反共主義者和傳統(tǒng)主義者一樣，對民主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民主的軟弱性注定其走向毀滅。如果這些謾罵的悲觀主義者是現(xiàn)代保守主義的全部成員，那么這場運動就會在1960年因悲觀而湮滅。

自由放任主義者（libertarians）則不同。他們更易融入美國。由于對自由的堅持，他們可以聲稱自己是洛克、杰斐遜和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后裔。其中一些人將憲法詮釋為一份自由主義文件，闡述了有限聯(lián)邦政府下個人和各州的權利，而不是《聯(lián)邦黨人文集》作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憲法意味著為加強國家力量而建構的國家組織框架。奇怪的是，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放任主義者是歐洲人，尤其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正值國家權力對經濟資源的動員最盛之際的1944年，其反對集體主義的論戰(zhàn)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引起美國轟動。

《通往奴役之路》（資料圖）

將自由放任主義者與親商的傳統(tǒng)共和黨人加以區(qū)分的，是前者純粹不妥協(xié)的觀念。哈耶克說道：“計劃導致獨裁。”政府的目的在于維護個人權利，除此之外別無他物。一點點的社會福利就會導致自由政府消亡。1937年最高法院對部分新政法案的支持裁決是美國衰落的開始。自由放任主義者反對本世紀中葉的混合經濟共識。精神上，他們比保守派更為激進：絕不與社會保障管理員和中央銀行家妥協(xié)！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必然失??！

盡管其想法純粹，也正因其純粹，自由放任主義者與種族隔離主義者建立了共同的事業(yè)，種族主義從一開始就影響了前者的政治運動。其首位英雄參議員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 作為一名反對自己政黨建立的叛亂分子，于1964年競選總統(tǒng)，同時以州權為由反對民權法案。

半個世紀以來，精英傳統(tǒng)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作為保守主義運動的前兩條脈絡，持續(xù)根植于其本質之中。最后，美國人民表達了對完完全全享樂的偏愛，第一條脈絡隨之消失了，冷戰(zhàn)的結束使第二條脈絡也成為過去時，但是自由放任主義一直延伸到現(xiàn)在。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幾乎被遺忘了，但我在各種地方都遇到過安·蘭德（Ayn Rand）的狂熱支持者，在硅谷風險投資家中，在坦帕灣茶會的辦公室里，還有鋪路工人。

前眾議院議長保羅·瑞恩（Paul Ryan）（他高中時讀過《阿特拉斯聳聳肩》）將蘭德無情的利己主義哲學帶進了國會山的政策制定過程。自由主義講述了白手起家和平原上孤獨先驅者的美國神話，其中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特征是對人類的贊美。像馬克思主義一樣，這是一個完整的解釋機制，吸引了聰明絕倫的工程師和其他從未真正成長的人。

“自由美國”如何成為了共和黨的教條，又是如何長期設定了美國的政治術語？一如任何重大的政治變革，這一改變取決于思想、人們生活的真實聯(lián)系以及時機。沒有經濟大蕭條就沒有羅斯福革命，同樣沒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沒有里根革命。經過多年高失業(yè)率、天然氣短缺、自由城市的混亂以及史詩般的政府腐敗和無能，直到1980年，大批美國人已經做好準備，去聆聽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斯·弗里德曼夫婦（注：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也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妻子羅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曾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在其名為《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的著作及同名電視節(jié)目中的觀點，將國家的衰落歸咎于商業(yè)法規(guī)及其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手段。

但是，當年共和黨候選人的“點金術”將減稅和放松管制的冷酷準則變成了“山巔上的光輝之城（the shining city on a hill）”（注：指美國在自由民主方面要做全世界的標桿和模范。典故源于“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馬太福音5:14)），將美國塑造為朝圣者之圣地、絕望世界之燈塔這一溫暖愿景。在里根的花言巧語中，杠桿收購在某種程度上與新英格蘭城鎮(zhèn)會議的精神異曲同工。里根讓“自由美國”聽起來像是應許之地，一個歡迎所有人追求幸福的地方。杰斐遜的自耕農后代們渴望獨立，成為了強健的汽車公司高管和渴望擺脫大政府模式的投資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