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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動婦女節(jié)似乎已經(jīng)與“勞動”和“婦女”漸行漸遠，而在社會輿論中，對直男、剩女的嘲諷并存，女權(quán)主義者與反對者頻頻“掐架”；在大洋彼岸，“性別政治”在大選中多次成為戰(zhàn)場。

女性與男性存在生理差異，是客觀事實，但應如何看待“生理在多大程度上決定兩性差異”的問題？為什么說“我們女人”自身碎裂了，所以現(xiàn)在很難再重新建立“你們男人”“我們女人”的敘述模式？不妨重溫戴錦華教授2015年6月6日在雨楓書館·百盛館的講座，和孫柏談《那些膽敢握筆的女人——“閣樓上的瘋女人”與性別意識》?！?

戴錦華演講現(xiàn)場

每次有人問我為什么變成了一個女性主義者，我都是特別樸素地回答，就是因為我長得太高了。這真的是一個沒辦法的事情，好像我很早就有這個性別意識。我告訴大家，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jīng)像現(xiàn)在這么高了（站起來），我每天要聽大人在背后竊竊私語說“怎么嫁”。

我是有“原罪”的人，那個時候沒有同性戀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那個時候同性戀就跟“流氓”、“瘋子”一樣是非常難聽的、臟得不能再臟的字眼。因為長得太高了，女孩子有的時候必須像借助男生的體力一樣借助于我，讓我不得不面對這件事。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我總是在心里對自己說我是女人，我是個好女人，我沒什么別的不一樣的東西。我的夢想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樣，我的弱點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樣，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樣希望得到人們的贊許、呵護，但是我得不到，這些本該是很簡單一種滿足。第一次讀到《性別的奧秘》，讀到《第二性》的時候，我豁然開朗，我看到了別人表述了我的經(jīng)驗，所以真的不是我有問題。

比如我讀到一本書，里面有一章叫“身高與權(quán)利”，男女配對一定是男高女矮，這是自然的，這是邏輯的，那我怎么辦？我從來沒有跳過交際舞，因為沒有人請我，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生命經(jīng)驗，這種體驗從很小時就跟著我，因為我被踢出去，成為人家的憂慮。到我三十歲，人們又開始說高是美的、瘦是美的。當年我也非常瘦，但是糟糕的是等到我已經(jīng)不需要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反而都成了優(yōu)點，但是，在之前那個時候身高卻仿佛真的變成了某種生理缺陷。

從第一本女性主義小說到第一本研究女性主義小說的專著，用了整整兩個世紀。

昨天為了這個講座，我又一次讀這本書（《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說，事實上這本書是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奠基作，以19世紀作為斷代的女性主義文學史的第一部巨著。大家仔細想想，35年非常遙遠，每30年人類社會就會新增一代，所以現(xiàn)在的著作純粹是上一代人寫的。35年前想起來是很遙遠，但是大家如果換一個角度想，35年前才有了關于女性文學的討論，35年前才有了關于女性主義的系統(tǒng)性的理論著作。

對我來說兩個有趣的方面出現(xiàn)了，一個是35年前兩個激進的、顛覆性的、非常年輕的（英文直譯叫做“新鮮的博士生”）、非常沒有資歷的女老師，在英文系撰寫了這樣的著作，今天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這本身已經(jīng)化作一個歷史的痕跡。

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講，其實這本著作當中所有的女詩人、女作家，原本就是英國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作家。她們只是對英國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作家做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闡釋，經(jīng)由她們闡釋，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顯出來了，而她們的研究方法不是說這些作家是女的，所以她們寫的是女性文學。而是她們在女作家的作品當中尋找到了一種與男性作家不同的、而女性作家共有的一些敘述的特征，一些情感的特征，并在分析當中發(fā)現(xiàn)歷史的、社會的、壓迫性的與反抗性的東西。

《閣樓上的瘋女人》作者吉爾伯特（左）和古芭合影于1980年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今天這本著作終于來到中文世界。但是這本書來得并不晚，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機會通過這本原著，通過她們的理論文本去讀她們，讀她們的文字，讀她們的表述，讀她們文字和表述背后的歷史與社會。然后，我們再去感覺這35年來我們究竟走過了什么歷程？對于女性來說，歷史是不是在一個線性的進步過程當中？是不是今天遠比當年進步得多？

我們?nèi)巳硕寄苷J識到寫作不僅僅是執(zhí)筆，作家手中的筆不是所謂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或者說寫作是一個孕育和生產(chǎn)的過程，是女性的權(quán)利，因為女性有子宮。這些說法今天已經(jīng)沒有任何刺激性，而變成了一般意義的修辭。

但是當這種修辭已經(jīng)形成的時候，我們真實的生存狀況是什么？性別的文化狀態(tài)是什么？我們今天怎么去理解女性寫作，我想這本書會開啟一個性別思考的，包括我們怎樣更加自覺地站在中國主體位置上跟西方對話。今天我們已經(jīng)明白，我們不僅可以學習，我們也可以創(chuàng)造。

從女性主義的兩個關鍵年代到重新審視今天的時刻

我們討論女性主義有兩個歷史年代。不光是對女性主義的討論，如果我們討論任何當代文化、社會、政治，都有兩個歷史時段是要特別突出，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像剛才孫柏不斷用“68一代”這個表述。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幾乎掀動了西方世界，法國到了幾乎倒戈的地步，美國陷入了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的憲政危機。歐美這種反文化運動的三個最主要的熱點群體就是青年學生、女性和有色人種、少數(shù)民族，他們掀起的是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權(quán)運動。

很多在今天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像我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其實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巨大沖擊之下才出現(xiàn)的。

另外一個時期，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和九十年代。這段時間的變化，不光是持續(xù)了半個世紀的冷戰(zhàn)最后分出了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時從形而下的層面說，它名副其實地改變了世界地圖，在這之后很多國家消失了。比如說，原來最樂觀的西方理論家、思想者、科幻小說家、政治幻想小說家都沒有想到，有一天蘇聯(lián)不在了，世界上再也沒有蘇聯(lián)這個國家了。蘇聯(lián)解體已經(jīng)快30年了，這是除剛才提到的35年之外另一個大的參數(shù)。

在冷戰(zhàn)終結(jié)之前，批判性的議題、反抗性的議題，原來集中在三根軸上，即階級、性別、種族。但是，冷戰(zhàn)終結(jié)以后，階級和種族的批判性的議題都在某種程度上被非法化了，尤其是階級議題，我們不再討論階級問題了。只有性別議題、女性主義議題，始終具有合法的先鋒性和批判性。我覺得今天文景出版這本書（《閣樓上的瘋女人》），我們今天有機會買到這本書，不僅僅是要通過這本書去學19世紀女性的女作家的文學和作品，更重要的是，回返這個歷史時刻是為了重新去體會，重新看待我們今天置身的歷史狀態(tài)和文化狀態(tài)。今天我們反觀這個時刻的時候，我們大概就會發(fā)現(xiàn)冷戰(zhàn)終結(jié)，階級的命題不談了，種族的命題開始變得曖昧了，只有性別的命題越來越先鋒，越來越前衛(w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