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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新右翼的未來影響

作為“軟硬兼施”的力量，宗教顯然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持續(xù)和實際的影響，滲透到美國外交決策的各個層面。然而，正是因為宗教作為外交政策要素的彌散性和不確定性，宗教對外交的影響難以得到準確評估。在外交決策領域，宗教也不是“自變量”或“獨行俠”，而是通過與諸如政治、經濟、社會、種族、文化、語言等其他因素聯動而發(fā)生作用的。因此，宗教一般被視為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次要因素。

不僅如此，宗教和宗教團體對美國外交的影響還受到各種制約，這些制約因素包括：

（1）美國政教分離的傳統(tǒng)；

（2）宗教團體內部紛爭即所謂“窩里斗”的傳統(tǒng)；

（3）親企業(yè)的共和黨傳統(tǒng)，即共和黨既代表大企業(yè)利益又代表宗教利益，兩者之間形成一定的相互牽制；

（4）美國外交建制的現實主義或世俗文化傳統(tǒng)，使宗教因素在美國官方外交中并不占主導地位；

（5）其他因素的牽制，即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宗教目標往往受到地緣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其他人權問題等多種利益訴求的制約和擠壓；

（6）宗教團體缺乏介入外交事務的專業(yè)知識，宗教團體事前預設的道德立場、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以及不愿妥協(xié)的好斗姿態(tài)往往使其成為政策圈的笑料。

因此，美國宗教團體或宗教新右翼在美國對外關系領域盡管聲勢頗大，但很難達到呼風喚雨和頤指氣使的地步。

宗教和宗教團體取得政策目標的先決條件，還必須訴諸社會輿論或其訴求符合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并且獲得當局的支持。美國政策咨詢圈的“潛規(guī)則”之一，就是如果得不到總統(tǒng)的支持，或與權勢集團所認為的美國利益相左，任何群體外交政策游說的成功率都將大打折扣。在后冷戰(zhàn)時期，由于美國宗教勢力獲得了較大政治選舉能量，于是在全國性宗教團體與執(zhí)政黨之間，便形成了某種事實上的互相利用關系，即政黨及其候選人以推進某些宗教議程來換取和維持宗教選民的支持和選票。

從目前來看，盡管特朗普本人對宗教人權議題并不十分熱衷，但他卻比冷戰(zhàn)結束以來歷屆總統(tǒng)都更加倚重基督教福音派作為政治基礎，其執(zhí)政團隊比往屆都更具宗教色彩且更善于操控宗教議題，而特朗普政府在推動宗教右翼議程方面也比往屆政府取得了更多實效，這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宗教右翼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對特朗普政府的支持。這就說明了為何宗教團體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獲得比以往更多的影響力，并且較少受以上制約因素的羈絆。一向關注所謂人權問題的民主黨人，因其較少受重商主義掣肘，并且具有更多在全球范圍推銷所謂“人權至上”等西方價值觀的“普世情懷”，因此他們不僅在所謂宗教人權議題領域與特朗普政府攀比爭勝，在許多情況下更是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前，宗教右翼的對華立場與美國政府的對華戰(zhàn)略無縫對接，互相推進。但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團體，除作為現政府的政治基礎而發(fā)生較大間接作用外，在對華政策議題上的影響不如精通中美關系、立法程序和高層政治運作的宗教人權類組織、智庫和游說團體，而后者的影響又不如具有宗教右翼背景的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宗教右翼或福音派宗教團體在對華政策上的影響取決于其政治介入的專業(yè)性以及與權力中樞關系的遠近。

但是，如果把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視為一個龐大的政治關系網，或是“在華盛頓代表上帝”的宗教權力建制，那么特朗普政府時期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對華施壓的政治能量確實不可小覷。當然，與此同時，美國對華地緣政治鷹派、經貿鷹派、科技鷹派的勢力也在全面增長。從目前來看，宗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已加大介入美國對華政策的力度，其對美國社會對華負面輿論的滋長、中美人文交流空間的收窄、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長期趨勢等，均具有造勢動員和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