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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xiàn)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fā)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斷。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先不說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jīng)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說什么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說你們這幾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說什么呢？我說什么，你們都會說，你們所受的苦和窮！這種情緒化的說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diào)，其實我內(nèi)心里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說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銳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jīng)不能討論問題了。

1983年在美國愛荷華州聶華苓家。后立者茹志娟（王安憶之母），右陳映真，前左二保羅·安格爾（聶華苓的先生，美國著名詩人），前左三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前右二聶華苓，右一王安憶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0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卦娕f友，結(jié)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凌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說說看，七年來怎么過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這七年里面，生活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說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群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圣誕節(jié)、日本電器的巨型廣告牌在天空中發(fā)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分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不詳，時間已不允許我啰嗦了，而我發(fā)現(xiàn)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yīng)該譯成“壁壘”？他說。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fā)生的花崗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說在他那里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回應(yīng)，他同我說的似乎是完全無關(guān)的另一件事?？晌耶吘贡绕吣昵俺墒?，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chǎn)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赡苤皇且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說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復雜，我們分明在接近著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著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yīng)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說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點一點呈現(xiàn)出來，那是同在發(fā)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jīng)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著一個懵懂又偏執(zhí)的后來者說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徑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說明這事實，就發(fā)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說的是有一日他發(fā)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臺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jīng)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講了一通反霸權(quán)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包說：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xiàn)了陳映真的處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jīng)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yōu)槠匠！ｊ愑痴娌辉傧褚痪啪?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lǐng)什么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jīng)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內(nèi)容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xiàn)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fā)展，他何以非要堅執(zhí)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shù)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shù)，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么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的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內(nèi)容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guān)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xiàn)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晌以绞浅砷L，就越需要前輩?？雌饋?，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里，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于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zhuǎn)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臺北打來的吊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說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說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他的父親，就是那個看了我的發(fā)言稿，很欣慰，覺著中國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師，終身傳布福音；當他被判刑入獄，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試圖策動外交力量，營救他出獄，老人婉拒了，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吧！他的父親也已經(jīng)離世，撇下他的兒女，煢煢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00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臺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里，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jīng)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jié)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們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應(yīng)，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jīng)被時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jīng)熟極而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