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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巴里·戈德華特為代表的新共和黨人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反對老牌共和黨人的精英主義，更反對自由主義民主黨的福利國家制度，他們傾向于小政府，也支持有色人種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相對于老牌共和黨，戈德華特更加保守，這使得以他為代表的新共和黨人在傳統(tǒng)的民主黨票倉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南方開始轉向共和黨。民主黨總統(tǒng)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于1964年通過的著名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則徹底改變美國兩黨版圖和選民基礎：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在南部站穩(wěn)了腳跟，立場更接近自由主義的共和黨人則毫無容身之所；民主黨則徹底成為了自由主義的代言人。這也改變了過去一百年間保守與自由主義在兩黨間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主黨更趨近自由、共和黨開始趨于保守。

博納也挽救不了被兩黨玩壞的國會

而隨著兩黨以意識形態(tài)開始分化，兩黨在國會中的斗爭也開始日趨明顯，執(zhí)政黨越來越難控制國會從而形成對行政和立法權的統(tǒng)一控制。從1900年到林登·約翰遜任期結束的68年間，一黨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的時間達到54年；而從林登·約翰遜任期結束至今的47年時間里，一黨能同時控制白宮和國會的時間只有短短14年，甚至少于三分之一。這個變化足以體現(xiàn)當前美國兩黨意識形態(tài)分化的趨勢多么嚴重，也足以體現(xiàn)執(zhí)政黨面臨的困境。

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Sarah Binder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歷史變化。Binder的計量研究結果表明，受兩黨意識形態(tài)分化影響，Gridlock在國會重要議題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從1947年接近30%到今天超過70%翻了一番。Binder同樣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民主黨政府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是美國兩黨政治發(fā)展的分水嶺：林登·約翰遜時期國會僅有約三分之一的重要立法因兩黨斗爭未能實現(xiàn)，而這一數(shù)字在奧巴馬時期的國會高達四分之三。

另一方面，Binder的研究表明，因為兩黨對國會的控制頻繁易手，兩黨議員們在具體議題上相互妥協(xié)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野黨更傾向于等到本黨獲得國會控制權時再推動自己的核心議程，而在此之前只需要不斷杯葛國會多數(shù)黨、拖延立法議程，因為這樣做毫無風險，也不需要在野黨承擔任何責任。哪怕是在少數(shù)議題上兩黨可以達成妥協(xié)從而形成決議，結果也往往是暫時性的——例如在債務問題上，國會兩黨一再推出短期解決方案，而不能提供一個長期的解決策略，使得債務問題和類似的重要議題在兩黨的斗爭和拖延中不斷惡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博納于2011年成為了民主黨執(zhí)政下共和黨眾議院的議長。因為嚴重的黨派分裂，博納自上臺伊始到今天，沒有一天不是在和兩黨議員扯嘴皮子。剛一上臺，博納就遇到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債務危機，因為共和黨議員拒絕提高聯(lián)邦債務上限，美國聯(lián)邦政府幾乎關門。在這樣的緊要關頭，極端保守主義的共和黨派別“茶黨”拒絕提高債務上限，并以此要挾奧巴馬政府削減開支、減少社會福利。博納作為眾議院議長和眾議院多數(shù)黨主要領袖，從中積極斡旋，在到達債務上限前兩天與參議院多數(shù)黨領袖、民主黨參議員哈里·瑞德（Harry Reid）達成妥協(xié)，避免政府停擺。然而債務危機遠沒有結束，共和黨2011年給出的解決方案只是暫時性的。

2013年年初，美國政府再次面臨債務危機和聯(lián)邦預算問題，政府停擺不再只是可能性：在共和黨極右勢力的不斷努力中，美國聯(lián)邦政府于2013年10月1日正式關門，除必要聯(lián)邦部門維持最低限度運轉外，包括國家公園在內的多項聯(lián)邦服務全部停止。而共和黨人的要求比2011年更加苛刻，以茶黨議員泰德·科魯茲（Ted Cruz）、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蘭德·保羅（Rand Paul）等人為首，多個參議員要求在減少政府預算的同時，停止為奧巴馬的醫(yī)保法案提供資金支持。最終在博納的斡旋下，國會兩黨于10月16日達成一致，政府于17日重新開門。

這還不是債務危機的終點：就在今年9月30日，聯(lián)邦政府將又一次因為預算問題面臨關門：這次共和黨把目光放在了飽受爭議的Planned Parenthood這一美國最著名的提供計劃生育的非營利組織上，要求政府停止對Planned Parenthood的支持。Planned Parenthood為上百萬女性提供避孕、身體檢查、墮胎等服務，與共和黨一直堅持的“反墮胎”的社會保守主義觀念完全相反。如果兩黨在9月30日前不能就這一問題達成一致，美國政府將再次關門。

而隨著新保守主義共和黨人勢力愈發(fā)壯大，縱然是博納也難以控制自己的同僚，不同于以往，這次預算危機中，共和黨中的保守勢力甚至以議長席位相要挾、逼迫博納就范——他再也承受不了四方周旋、同時面對民主黨總統(tǒng)和共和黨極右勢力的刁難了（更加引人擔憂的是，包括科魯茲、盧比奧在內的多個近年來活躍于政壇的保守主義明星，都正在為2016大選做準備：可以想見，如果他們之中的某一個人成為美國總統(tǒng)，美國將面臨什么樣的未來）。正因如此，博納在宣布辭職的演說中一再強調：“My first job as speaker is to protect the institution. It had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this prolonged leadership turmoil would do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institution（作為議長，我的首要任務是保護我們的體制，而顯而易見當前領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將對我們的體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引導下，博納選擇了辭職：一個已經確定辭職、不再留戀權位的人，將不會再受要挾與強迫的影響。在可以預見的數(shù)天之內，兩黨應該可以迅速達成一致，避免政府停擺——可以說，博納以自己的辭職換來了美國政府的穩(wěn)定。這也是為什么奧巴馬在答記者問時和前總統(tǒng)老布什在聲明中都強調，博納是一個“愛國者”、一個“無私的人”。奧巴馬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表示，盡管自己與博納在政治上有很多分歧，但是雙方能夠以禮相待，有基本的尊重。這似乎也在暗示，共和黨的保守勢力在面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時可謂“寡廉鮮恥”。

最后的最后，筆者猜想，博納的辭職或許與其個人經歷也有關系。作為俄亥俄中部藍領工人的兒子，博納在家中排行第二，有十一個兄弟姐妹。博納高中畢業(yè)適逢越戰(zhàn)中期，因此博納與眾多同齡人一樣被征入海軍。入伍后不久，博納因為背傷不能執(zhí)行任務而退役，并在隨后就讀大學、成為整個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畢業(yè)生。大學畢業(yè)后，博納從塑料包裝廠的雇員做起，并逐漸成為公司董事長，直到1990年競選眾議員前夕卸任。藍領工人的家庭背景、越戰(zhàn)時期的從軍經歷、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這一典型符號、從基層工作一步一個腳印攀至高位的工作履歷——博納的奮斗史可以稱得上是對“美國夢”的最好詮釋。

然而在眾議院議長的席位上，博納看到的是毫無效率、無休無止的兩黨斗爭和日益嚴重的意識形態(tài)極端化趨勢，這和美國過往所代表的價值觀，和博納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信仰的價值觀，是截然相反的。而在辭職前一天，博納剛剛實現(xiàn)了自己作為一個天主教徒的夙愿：教皇方濟任內首次訪美，并在博納和眾議院少數(shù)黨領袖、民主黨議員、同樣也是天主教徒的佩洛西的共同邀請下，在國會發(fā)表講話。教皇在國會期間，媒體抓拍到博納數(shù)度哽咽，眼淚抑制不住奪眶而出。博納也在聲明中指出，自己本打算在11月生日時宣布辭職，是和教皇的交流促使他現(xiàn)在公布了這一決定——大概，此時的辭職是對博納二十多年獻身公共事業(yè)最好的一個休止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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