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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13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華爾街見聞”撰文稱，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財政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支柱，思考財政問題，一定要站在國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門的立場。

文章提到，近年來，財政政策做了很多事情，財政部的同志經常加班加點，但“近期市場上對財政政策的詬病也比較多”。

徐忠還指出，“中國的財政透明度很不夠，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眾監(jiān)督，不要說人大代表看不懂財政報表，我也看不懂。沒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實上監(jiān)督制衡無法實現”。

由此，在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要真正發(fā)揮逆周期宏觀調控職能，他認為應當做好：

一是對小微企業(yè)、創(chuàng)新企業(yè)的減稅政策要落到實處。

二是在控制新增地方政府性債務規(guī)模的同時，中央財政的赤字率要高于去年而不是低于去年。

三是金融去杠桿面臨資本不足的約束，必須以財政資金充實國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保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被削弱。

治本之策，是加速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這對解決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房地產泡沫問題至關重要。

徐忠。資料圖

全文如下：

當前中國經濟中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和體制性的，財政政策的結構性特征比較明顯，有發(fā)揮作用的很大空間。目前，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甚至是緊縮的。中央財政要發(fā)揮逆周期的宏觀調控作用，實行真正意義的減稅，做實國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支持有條件的地區(qū)擴大投資。財政政策近年來做了很多事情，財政部的同志經常加班加點，財金23號文、《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從文件本身寫得都挺好，但是近期市場上對財政政策的詬病也比較多。

一、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

財政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支柱，思考財政問題，一定要站在國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門的立場。

中國的財政部喜歡與美國財政部對比，強調自己的權利太小。

實際上，美國財政部相當于我們的國務院，至少相當于我國發(fā)改委、財政部和商務部三者之和。中國的財政體制脫胎于計劃體制，財政政策制定實際是分散在多個部門，各部門往往從自身立場出發(fā)制定政策，公共財政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

就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而言，在健全的財政治理結構里有相當部分內容應該是制衡。

金融危機反映出，每個經濟體都要防止政府亂花錢。

從預算的角度來講，預算制定、預算批準、預算執(zhí)行和事后監(jiān)督，都要建立足夠好的制衡關系。相比之下，中國的財政透明度很不夠，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眾監(jiān)督，不要說人大代表看不懂財政報表，我也看不懂。沒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實上監(jiān)督制衡無法實現。

從這樣的大方向出發(fā)，觀察當前的財政運行，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點關注。

預算管理不健全，導致財政運行存在順周期性，沒有發(fā)揮好逆周期宏觀調控的作用。

財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長越多越好。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金融部門正在去杠桿，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穩(wěn)健中性的。

在這種背景下，財政政策應該是積極的，然而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財政收入以較高的速度增長，今年預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6%，與去年3%的水平相比是緊縮的。

即使按照一些財政專家所測算的，實際的赤字率可能達到3%，那也不是積極的。因為對地方債務控制后，總的財政政策不可能積極。用我一位同事的話講，沒有赤字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財政支出以應對短期問題為主，缺少對長期問題考慮的財政制度設計。

從長遠來看，地方隱性債務問題、養(yǎng)老金缺口問題，都需要財政資金解決。通過供給側性結構性改革，化解產能過剩、杠桿率偏高、房地產泡沫等結構性問題，也需要財政政策提供支持。寄希望提高財政收入來解決這些資金問題是涸澤而漁，最終必須通過提高財政支出效率來解決。

提高財政支出效率關鍵要做好兩點。

一是盤活財政存量。各級政府的國庫存款有四、五萬億，各級政府一邊存錢一邊借錢很不合理。有的資金充裕的地方政府，財政出資回購收費高速公路，免費通行后反而造成交通擁堵。

二是財政要提高把錢花好的意識。最近關于個人所得稅修法的討論比較熱烈，有財稅專家認為，起征點不能超過5000，否則納稅人數量會大幅減少，不利于提高居民的納稅人意識。但是，財政部門很少強調納稅人意識的另一面，即提高財政信息透明度，財政支出要接受納稅人監(jiān)督，對納稅人負責。

近幾年減稅政策不少，但是企業(yè)和居民缺少實實在的獲得感，有的企業(yè)稅負不降反增。

公開資料顯示，近幾年的減稅降費規(guī)模超萬億元，但這兩年的財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GDP的增速，單位GDP承擔的財政收入增加了。這種現象讓老百姓對減稅政策的效果產生質疑，對市場的預期引導也會有問題。

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是個系統(tǒng)工程，文件上規(guī)定的稅率和稅基可能減少了，但實際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強了。

比如，原先營業(yè)稅的征管有一定的彈性，但增值稅征管有上下游企業(yè)的交叉對比制衡機制，管理更加嚴格。原先一些小微企業(yè)不交稅，現在必須繳納增值稅，否則不能給需求方開具增值稅抵扣憑證，業(yè)務會受到影響。又比如，支持創(chuàng)新的企業(yè)所得稅優(yōu)惠政策，稅率上的優(yōu)惠實際上是以企業(yè)有盈利為前提的，一些中小企業(yè)根本沒有稅前盈利，這種政策不過是空中樓閣。

最終結果是大中型國有企業(yè)減稅，小微企業(yè)增稅了。同樣，目前正在進行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也有類似的問題。

稅制修訂過多地考慮修改后對稅收收入的影響，為了保證稅收收入沒有很大的變化，只從稅率上考慮，沒從征管上著手，導致稅率偏高。最近的新聞熱點顯示，明星逃稅現象比較嚴重，這表明稅收征管沒有做好。個稅改革首先需要稅務部門自身做好征管工作，才能設計出廣稅基、低稅率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