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免费午夜在线观看,伊人久久精品,一区二区三区精品

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未必沿著社會形態(tài)五階段線性發(fā)展，但有時的確驚人得同步。如在所謂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古代中國、印度、希臘、希伯來的哲人像商量好了一般，活躍于歷史舞臺。再如饒宗頤先生也提到“波斯帝國的崛起與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再如李學勤先生多次提到古代中國和古代埃及、邁錫尼等文明的發(fā)展節(jié)律相當同步（參見李學勤《清華簡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版）。正如美國學者托馬斯·門羅（Thomas Monroe，1897－1974）在《東方美學》中所說：“東西方思想的比較表明了許多驚人的相似性。相似的理論幾乎同時產(chǎn)生在地球上相隔甚遠的不同部分。怎樣解釋這些現(xiàn)象是文化史的一個主要問題。總體說來，如此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只能來自兩條途徑：1.彼此獨立的發(fā)明；2.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中的傳播或影響。毫無疑問，這兩條途徑都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比魺o直接的證據(jù)，我們不妨暫以平行比較的視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間的共性。就我的個人閱讀體會以及在伊朗的所見所聞而言，伊朗與中國在歷史、文化、國民性等方面都出奇得相似。這種相似的發(fā)展節(jié)奏自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并非偶然，亦非簡單的傳播與移植。

此外，我們既要考察秦帝國與波斯的同，也需要注意二者的異。雖然都將全國分為若干部分，但波斯帝國的行省更具獨立性，更類似于美國的州，有的行省保留了自己的法律、文字、度量衡等，原先的當?shù)刭F族也得到安撫和籠絡。波斯帝國的行省設總督，由君主任命，通常由波斯貴族擔任，有的世襲，另設將軍和收稅官互相監(jiān)督、制衡。秦帝國的郡設郡守、郡尉和監(jiān)御史；郡下立縣，設縣令、縣尉、縣丞；縣下立鄉(xiāng)，鄉(xiāng)下有亭、里。大小官吏均由皇帝任命，概不世襲，政令一統(tǒng)，權力悉歸皇帝?？たh制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自然發(fā)展，很難說是受到波斯的影響。再如波斯帝國境內(nèi)波斯楔形文字、埃蘭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亞文字、希臘文字等并行使用，并未完全統(tǒng)一，著名的貝希斯敦銘文便以三種文字書寫，這與秦始皇東巡刻石以標準的小篆銘刻并不相同。再如宗教上，秦帝國并未確立波斯拜火教那樣的國教，但也致力于神權的整合與統(tǒng)一。波斯帝國與秦帝國都面臨著暴動的威脅，只不過秦二世而亡，波斯延續(xù)了更長時間，這與秦帝國對全國的控制過于嚴酷不無關系。

饒宗頤先生注意到居魯士圓柱上的“黑頭人”與“黔首”意義的相近。在居魯士圓柱中，“黑頭人”的原文可轉(zhuǎn)寫作sal-mat SAG.DU，意為dark-headed（黑頭），原是蘇美爾人對人民的指稱，居魯士大帝沿用了蘇美爾人的這一概念。中國古代的“黔首”，在字面意義上確與其相近?！墩f文》云：“黔，黎也。”“黔”即表示黑色。另一個表示百姓的詞“黎民”，“黎”亦表示黑色。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統(tǒng)一后以“黔首”取代“民”一詞，因而統(tǒng)一前的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未見“黔首”，而是作“民”，統(tǒng)一后的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中，相應的語句均作“黔首”（但相對于秦帝國所規(guī)定的其他用詞，“黔首”對“民”的取代并不徹底）。然而“黔首”之稱，又見于《戰(zhàn)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諸書，在秦統(tǒng)一之前便已存在。據(jù)王子今先生《秦漢稱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黔首”起初通行于秦晉地區(qū)。因秦朝尚黑、崇水德，在對用詞進行一系列規(guī)范時，選擇了“黔首”而非“民”?！昂陬^人”與“黔首”意義相近，但并沒有充分的證據(jù)說明它們之間互有影響。

段清波先生強調(diào)，文明交流過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于制度層面和理念層面。但筆者認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這一點恰恰是最難證實的。

兵馬俑的秘密

兵馬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對于中國而言，確乎是奇跡，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如此寫實、規(guī)模如此巨大的雕塑藝術。對于西方人而言，兵馬俑與同時期歐洲、西亞的雕塑相比顯得相對稚拙，他們之所以看重兵馬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數(shù)量所造成的強烈視覺沖擊力——中國人的人海戰(zhàn)術古已有之。

《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89年第1期發(fā)表的《秦俑藝術筆談》一文中，張仃先生強調(diào)兵馬俑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雕塑，王鷹先生則將兵馬俑與古希臘的雕塑進行比較——他們討論的前提都是兵馬俑是中國古代人民自主研發(fā)的產(chǎn)品。同樣是在《秦陵秦俑研究動態(tài)》，1991年第1期發(fā)表了德國學者格爾曼·漢夫勒的《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臨潼兵馬俑觀感》一文，他意識到了兵馬俑出現(xiàn)的不尋常：

但令人驚訝的是，當陶俑剛開始聞名于世時，卻沒有人在那時甚至直到今天提出一個自發(fā)的問題：怎么會出現(xiàn)這種陶俑群塑？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給人以深刻印象，其藝術性勝過同期雕塑的藝術品，而且在中國完全是一種新類型……顯然，那認為雕塑藝術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論點是蒼白無力的。沒有西方藝術就不可能有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甚至沒有亞歷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會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國——中國。 

這篇文章并未詳加論證，在當時的中國學者看來，無疑充斥著想當然的玄想。邱紫華先生針鋒相對，發(fā)表了《秦俑是中國先秦審美文化的結晶——兼對“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批評》（載《文藝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對漢夫勒的觀點予以一一批駁，認為“漢夫勒既無確實的依據(jù)，又缺乏具體細致準確的分析，就武斷地作出結論，這正表現(xiàn)出他思想中的‘歐洲中心論’和審美判斷上的失誤”。  

倪克魯與段清波兩位先生則真正將這一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早在2004年，他們便已開始就這一問題進行私下討論，達成了不少共識。此后，他們都各自撰文予以討論。

倪克魯先生認為，兵馬俑在此前和此后都找不到相應的線索，對于秦代人而言，它們是異域與他者的化身。他認為這是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所帶來的“希臘化”的產(chǎn)物。同時，他也承認兵馬俑的制造采用了中國本土的技術，故是中國的而非希臘的藝術品。

倪克魯教授

段清波先生除了討論秦帝國與波斯在政治制度上的聯(lián)系，還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見兵馬俑、百戲俑、銅車馬、條形磚、封土內(nèi)臺階式建筑、青銅水禽等，認為它們的部分制作工藝的文化因素宛如橫空出世般出現(xiàn)，而又在其后的時代難覓蹤跡，因此他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原本從未出現(xiàn)的以人和動物為主題來表達藝術目標的這一理念會突然出現(xiàn)在秦帝國時期？

段先生指出， 陶俑雕塑藝術在先秦并不發(fā)達，直到戰(zhàn)國才陸續(xù)出現(xiàn)一些小型的雕塑品，如山東臨淄郎家莊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組春秋戰(zhàn)國之際高10厘米左右的陶俑，戰(zhàn)國時期列國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發(fā)現(xiàn)。就秦國而言，咸陽周邊的幾處墓葬中曾出土遲至戰(zhàn)國晚期的陶俑，最高不超過20厘米，多為10厘米左右，兵馬俑則突然拔高為一米八多的大個，不免令人心生疑竇。段先生還認為，咸陽塔爾坡秦墓所出陶俑的形象與塞人（Saka，國內(nèi)學者大多將其等同于西方文獻中的“斯基泰人”）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