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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與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科學的全面介入，COVID-19雖然是一場覆蓋了大半個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國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種醫(yī)學知識來應對疫情，接受同一個衛(wèi)生機構WHO的專家意見，這是前現(xiàn)代歷史中不曾有過的事。

但也僅此而已，除了科學的部分，各個國家應對瘟疫的總體行為表現(xiàn)，背后還是各自所屬文明的影子。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稱“群體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學”，具體的做法其實是什么都不做，讓英國社會按自古以來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邏輯延續(xù)自身。而中國的總體戰(zhàn)、阻擊戰(zhàn)名正言順依照“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原則進行，具體做法則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資源進行人為干預，強行阻斷病毒的流行病學自然發(fā)展。

雖然都宣稱自己的應對策略才是符合現(xiàn)代科學原理的，但實際上兩者的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各自前現(xiàn)代、前科學時代的文明傳統(tǒng)。

本人在剛剛出版的新書《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中提出，中華文明最大的獨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長達數(shù)千年連續(xù)不斷的定居。正是因為連續(xù)不斷的定居，這個文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護家園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樣在連續(xù)不斷的遷徙中鵲巢鳩占他人土地，劫掠搶奪他人財富。

所以，這個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夠發(fā)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體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過高水平的集體行動團結一致抵御外來威脅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敵入侵和對抗瘟疫流行。

換言之，這一次中國以總體戰(zhàn)、阻擊戰(zhàn)的應對方式抗擊疫情，雖然發(fā)生在公元21世紀，卻也體現(xiàn)了5000年中華文明本身的一種天然反應，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護家園保存人口的深層本能。

根據(jù)鄧拓在其著作《中國救荒史》中的統(tǒng)計，自殷商到民國的三千多年歷史上，中國有記錄的大規(guī)模瘟疫就多達261次。而根據(jù)歷史記錄，在抗疫時期地方官會將醫(yī)治疾病作為行政的第一要務。早在東漢時期史書上就有朝廷“遣光祿大夫將太醫(yī)循行疾病”的記載，此后歷代史書上在記載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見“使郡縣及營屬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yī)藥”、“遣醫(yī)施藥”等記載。比較起來，這種頻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沒有的。

還有中華文明中獨有的中醫(yī)中藥傳統(tǒng)，由扁鵲、華佗、張仲景、葛洪、皇甫謐、孫思邈、李時珍等名醫(yī)構成的人才傳統(tǒng)，由《康濟錄》、《荒政輯要》、《籌濟編》、《保生余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構成的學術傳統(tǒng)，其他文明也都難以與之相比。

只有這樣來看，才會明白為什么這一次中國政府在確定了疫情的嚴重程度之后，便幾乎是出于本能地啟動了全民共同抗疫的總體戰(zhàn)、阻擊戰(zhàn)，全國人民也幾乎是出于本能地進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開展抗疫。這種近于“天然”的反應，不需要拿美國或其他國家作參照，不需要與英國德國等國另類“科學”應對方式作比較，甚至不需要學習和演練。在外人眼里，中國似乎看起來天生就會，這種“天生”其實就是我們說的文明因素。

這就是文明的獨特性，到了COVID-19全球大流行這個非常時期，就凸顯了出來。截止到目前，中國通過抗擊疫情總體戰(zhàn)、阻擊戰(zhàn)而形成的那一條獨特的“政治曲線”，背后正是獨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這一點，也就不奇怪為什么中國能夠率先走出一條堪為模板的“政治曲線”，為什么目前也只有新加坡、韓國、日本、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qū)的疫情發(fā)展接近中國的“全國非湖北”，為什么多數(shù)西方國家會大概率地追隨意大利的疫情發(fā)展而不大會成為中國的“全國非湖北”。

英國帝國理工大學3月16日的文章預測，如果英國和美國政府繼續(xù)其不干預的政策，最糟糕的后果，英國會有51萬人死亡，美國會有220萬人死亡，死亡的高峰在7月份到來。

如果真是這個恐怖前景，那么瘟疫與文明的歷史劇真的又要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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