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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青青】

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zhàn)結束。但這個宣告過程并不平穩(wěn)有序——就在前一天，日本國內還醞釀了一場風波。

1945年8月14日，日本東京，在皇居外的政治中樞發(fā)生了一次未遂政變。一批激進的日本軍人在得知天皇和日本政府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他們還想把這場戰(zhàn)爭繼續(xù)打下去，雖然日本國內已被美軍轟戰(zhàn)得七零八落，廢墟一片，但美軍尚未攻入日本本土，還可以“本土決戰(zhàn)”。于是14日深夜，這群激進的少壯派軍官企圖挾持軍政要人，指揮調動近衛(wèi)師團部隊，推翻政府已經做出的無條件投降決策。

當然，這場政變沒有成功。8月15日早上，天皇裕仁醒來后才得知昨夜發(fā)生了這樣一場騷動。

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2015年版刻畫的“宮城事件”

這起事件被稱為“宮城事件”。20世紀60年代，日本著名文史作家半藤一利將此寫成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日本最長的一天》，刻畫了戰(zhàn)爭末期日本社會的癲狂氛圍。這本書很快被改編成電影，主演是著名演員三船敏郎。到了2015年，也就是日本戰(zhàn)敗70周年時，又翻拍了新版，主演是役所廣司。這本書及兩部電影為后世提供了一個觀察戰(zhàn)末日本的視角。

三船敏郎和役所廣司在片中飾演的是日本末代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阿南惟幾曾參加侵華戰(zhàn)爭，打過第二次和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由于日本戰(zhàn)敗后接受政治改革，不再允許擁有軍隊，只有自衛(wèi)隊，也就沒有陸軍大臣這一職務，阿南惟幾就成了最后一任。

阿南惟幾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少數幾位立即自殺的陸軍高層軍官之一。東條英機曾試圖開槍自殺，但未能成功；阿南惟幾則是切腹自殺，且拒絕下屬協助介錯，自己用短刀砍向頸部動脈，過程極其血腥，在兩部電影中都有表現。順便一提，阿南惟幾的第六個兒子阿南惟茂，曾在2001年至2006年間擔任日本駐華大使。

資料圖：阿南惟幾

回顧這個歷史插曲，是想提醒，即便侵略戰(zhàn)爭已進入投降階段，日本國內還在經歷如此激烈的反復。這種失敗前的癲狂愚昧，又恰好印證了這個國家、民族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的。

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與德意不同，為什么日本似乎沒有一個主體來為這場侵略戰(zhàn)爭負總責？為什么戰(zhàn)后80年，東亞社會始終無法對歷史和解，曾遭受日本殖民壓迫的民眾仍在追尋一個鄭重的道歉？

無條件投降背后的“條件”

1945年，日本方面在磋商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時，提出一個附加條件——不變更天皇的地位，即保留所謂的“國體”。盟軍在答復日方提出的要求時用了一個比較曖昧的表述——“subject to”，也就是說雖然不變更天皇地位，但天皇的權力從屬于盟軍最高司令部。事后，日本內部還因為如何翻譯和理解“subject to”這個表述而引發(fā)爭議。

“宮城事件”的導火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這個原因。青年軍官們認為，如果天皇權力從屬于盟軍最高司令部，意味著日本的國體變了，這個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因此必須要做最后的掙扎。他們甚至一度想攻進皇居“奪玉”——這是一個頗有歷史意味的詞，明治維新時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控制年僅12歲的明治天皇，哪一派能控制天皇，哪一派就能獲得絕對的政治優(yōu)勢和大義名分。

此時日本已經挨了兩顆原子彈，蘇聯也對日宣戰(zhàn)，在毫無任何勝算的情況下，這批青年軍官仍垂死掙扎。他們的職位都不高，大多是少尉、中尉級別，但他們能威脅中央政府的決策；哪怕已經決定投降，還可以發(fā)起政變。類似事情在日本近代史上也不罕見，大眾比較熟悉的就是“二二六”。

1967年版《日本最長的一天》

這些人為什么能激起巨大能量？這要從日本近代政治體制、天皇的地位以及戰(zhàn)前日本的“國體論”等意識形態(tài)說起。

盡管現在日本天皇是一個象征性的“虛位”，不參與政治性活動。但在日本歷史上，一旦搞政變，總會訴諸天皇，希望得到天皇支持或控制天皇。這些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投降前最后一刻，仍堅持保留的“國體論”，就是天皇制國家的正當性。

這也呼應了當下人們的一個疑問：日本天皇到底要為戰(zhàn)爭負多大責任？天皇應不應該被追究責任，以及為什么沒有被追究？

回顧二戰(zhàn)史，日本走上對外侵略擴張道路，與德意法西斯道路有很大區(qū)別，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意大利，都能找到所謂的“罪魁禍首”——希特勒、墨索里尼，但在日本，同樣的問題就變得模棱兩可：一個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同等量級的戰(zhàn)犯是誰？昭和天皇？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1941年擔任首相，1944年7月被推翻下臺；在他之前，近衛(wèi)文麿擔任首相，侵華戰(zhàn)爭在其任內一步步擴大，他是不是該負首要責任？1945年戰(zhàn)敗時，時任首相的鈴木貫太郎推動日本“無條件投降”，但他肯定不是當時日本的第一權力話語人。

事實上二戰(zhàn)期間，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在面對日本時會有一個疑惑：日本的第一權力話語人到底是誰，誰是我的談判對手？

在日本走向對外戰(zhàn)爭的過程中，好像有很多人握著方向盤，有文官政府，首相、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外交大臣、內務大臣……，也有議會，參議院、眾議院、樞密院，還可以是陸海軍實際負責人，等等。方向盤上有很多雙手，但很多時候分不清到底是誰在真正操控，最終導致車子“暴走”。

1943-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zhàn)場、中國戰(zhàn)場的局勢越來越糟，所有人都知道這場戰(zhàn)爭無法維系下去，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剎車在哪、也不知道司機是誰。它跟德意不同：希特勒自殺了，整個納粹體制就崩潰了，墨索里尼被處決，法西斯意大利也覆滅了；但東條英機下臺了，戰(zhàn)爭還在繼續(xù)。

所以在日本出現了詭異的局面：似乎找不到一個核心首犯，但所有人都是從犯。借用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的話就是“無責任體系”，這套體系體現在方方面面，上至大政方針，下至日常決策。

那么，是真的沒有戰(zhàn)爭第一責任人，還是藏在背后？理論上，根據明治憲法的規(guī)定，天皇是國家權力的擁有者，是陸海軍統(tǒng)帥，所以天皇應該是第一責任人。

但從幕末走向明治維新，天皇被推上了日本統(tǒng)一的核心，同時為了塑造其絕對權威、不讓他犯錯，就把他“精心包裝”起來——用一個立憲君主的外殼，裝一個絕對君主的內核。天皇擁有一切權力，但不主動運用權力，而是交由下面的高級官員去執(zhí)行；如果做成了，是天皇的功勞，但如果辦砸了，下面這些人就是替罪羊。

《終戰(zhàn)詔書》 維基百科

“無責任體系”

我們可以簡單分兩個層面來認知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第一個是宏觀層面，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日本對中國、朝鮮半島的基本國策是擴張，這是大趨勢；第二是微觀層面，到底采用什么具體策略、仗該怎么打，日本內部并沒有一套明確作戰(zhàn)計劃，頗有些走一步算一步的意思。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日軍內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趁機擴大對華侵略，投入更多部隊，另一種則認為當下應守住中國東北，也就是偽滿洲地區(qū)，不宜在關內擴大戰(zhàn)事。

當時反對擴大戰(zhàn)事的代表之一是石原莞爾。他是九一八事變的始作俑者之一，一手策劃偽滿洲國的誕生；到了1937年他身居日本總參謀部高位，卻主張守住中國東北，不要進一步擴大對華戰(zhàn)爭。

此時，諷刺的一幕就發(fā)生了。石原莞爾的部下武藤章反駁他，為什么反對我們擴大戰(zhàn)爭？我們現在做的事跟你在1931年做的事有什么區(qū)別嗎？為什么你在1931年可以做，我們現在就不能做？

一個月以后，淞滬會戰(zhàn)（1937年）時，日本大本營征召松井石根前往上海作戰(zhàn)，出發(fā)前首相近衛(wèi)文麿問他打算打到哪里為止，松井石根的回答很模糊，他說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打到南京去。換言之，這些前線作戰(zhàn)計劃并沒有在日本內閣商議過。

可見，軍政之間是極其脫節(jié)、且互不負責的狀態(tài)。更糟糕的是，軍隊內部、各部門之間為了自身利益、爭奪資源而內斗，這種畸形關系不僅出現在上層，也彌漫至中層、下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