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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載皓：在華留學生里，韓國人的比例是多少？

董向榮：新冠疫情爆發(fā)前，中國是亞洲留學的首選目的地。中國最大的留學生群體是韓國學生。據中國教育部統(tǒng)計，2018年在華留學生49.22萬人，其中韓國留學生5.06萬人。

疫情爆發(fā)后，在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有所下降。韓國外交部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21年在華韓國留學生3.4萬人，明顯低于在韓中國留學生人數。

說到韓國留學中國的學生，我想起了新羅王朝的崔致遠，他在唐朝來華學習，把中國文化遠播至半島。龐大的留學生群體為加強中韓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成為韓國各領域的領軍人物。

黃載皓：在韓國有多少中國學生？他們取得了怎樣的成就或面臨哪些挑戰(zhàn)？

閔貴植：去年，在韓國的15.2萬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約為6.7萬，占44.2%。雖然這一比例與十年前相比有所下降，但由于國際學生總數略有增加，可以說中國留學生人數并未受到“薩德”問題的較大影響。

然而，中國學生大多選擇在韓國學習文科，這可能意味著我們的理工科水平應該進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因為喜歡韓國而來，但在這里學習后作為“反韓者”回國的學生比例相當高。這是一個有問題的現象。對國際學生的學業(yè)管理要更加積極和慎重，只有這樣，在韓留學的競爭力才能得以保持。

黃載皓：在中國大學里，與韓國相關的專業(yè)情況如何？

董向榮：中國大約有100多家與朝鮮半島相關的研究機構。韓國高等教育財團、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國際交流財團等韓國機構，為中國的朝鮮半島研究機構提供了各種支持。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學者申請國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朝鮮半島相關項目300余項，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學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等方面對朝鮮半島的全方位研究。

黃載皓：有幾所韓國大學設有中國研究的院系。目前那里的情況如何，它們面臨哪些挑戰(zhàn)？

閔貴植：首先，很多地方大學的中文院系都關門了，整體錄取率在下降。這反映了人們對中國看法轉變的結果，但是取消院系絕不能草率決定。旨在教授其社科內容的中國研究院系，即使變更為“東亞研究”，也應該保留。

遠觀這些變化，其實我們需要中文相關專業(yè)的人才，而且對其能力的要求超過了大學所能教給他們的?？紤]到中國的發(fā)展、規(guī)模和重要性，我們不能說目前的中國研究專業(yè)數量過多。

黃載皓：兩國媒體和輿論交流情況如何？

閔貴植：媒體通常是了解其他國家的窗口，但兩國媒體在讓對方客觀了解本國上，沒有發(fā)揮應有的作用。這是因為媒體基于其商業(yè)性質，傾向于做聳人聽聞的報道。

此外，出現的網絡媒體渠道，大多集中在使某些對象令人生厭，而不是擴大信息交流的積極面。特別是，由于政府無法控制此類信息，兩國私營部門之間的沖突被放大。

最后，要說有沒有解決方案，我們其實別無選擇，只能指望公民意識的提高，盡管這需要一些時間。

董向榮：中韓主流媒體在對方國家都有常駐記者。他們將大量信息發(fā)回給兩國民眾以供參考。兩國主要媒體建立了較為穩(wěn)定的交流機制，如“中韓媒體高層對話”。

主要問題是兩國在對方主流媒體上的形象并不對等。韓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普遍是負面的。這與韓國新聞界對吸引注意力和關注負面事件的偏好有關。中國主流媒體對韓國的報道則普遍是正面的。

然隨著社交媒體的蓬勃發(fā)展，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現象。為了追求影響力，一些博主不僅傾向于報道其他國家的負面新聞，而且還想炒作母國的負面新聞如何被其他國家熱議。一些嚴厲、極端的觀點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給中韓兩國的輿論場帶來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

黃載皓：韓國和中國之間的社會文化沖突是怎樣的？

董向榮：中韓文化同源，地理相近，歷史交織。令人遺憾的是，本應增進相互認同的歷史經驗，卻在當今國際政治背景下引發(fā)了沖突。

中韓之間的社會文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關于過去的認知和集體記憶，包括歷史上兩國關系的性質、朝鮮戰(zhàn)爭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二是傳統(tǒng)文化的歸屬。這里需要說明一個基本原則：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來分析古代的國際關系，也不能用當代世界的知識產權概念來界定古代文化產品的所有權。

閔貴植：韓中沖突的核心原因是高度抽象的問題，比如歷史和文化方面的“主權問題”。由于這些問題與國家認同直接相關，因此極難做出任何讓步或達成決議。

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問題通常隱藏在地下，但一旦發(fā)生沖突就會引爆。這種情緒的基礎，來自于歷史地位高低與當前國民收入水平相矛盾的現實。人們會有這樣的心理，以一種優(yōu)越感來補償他們的自卑感，因此，即使是很小的沖突也往往會被巨幅放大。

黃載皓：兩國相互反感情緒蔓延的原因是什么？

閔貴植：由于韓國和中國建立了一種強調互惠經濟必要性的實用主義路徑，因此與貿易量相比，兩國在情感上的信任相對較弱。公眾反華情緒的根源是比較具體的，比如沙塵、細顆粒物污染等問題。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不便，因此這種反華情緒得到了加強，而且往往會累積起來。

而且，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引發(fā)了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抵制，保守派持續(xù)的意識形態(tài)攻勢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年輕一代的個人主義特征可能也疊加了上去，因此反華情緒蔓延到遠遠超過經濟利益的程度。

董向榮：我個人不同意用“中國的反韓情緒”這個詞。與其說是反對韓國，不如說是不喜歡韓國，這是對韓國的負面認知和情緒。

兩個時間點對于這種情緒的傳播至關重要。首先是“薩德”的部署，讓很多中國人對韓國很失望。因此，厭惡韓國的情緒在中國高漲。文在寅執(zhí)政時期，中韓在“薩德”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并妥善處理后，兩國關系在關鍵時期出現轉機。

事實上，中國公眾對韓國的負面情緒近年來有所緩和。但遺憾的是，今年的北京冬奧會期間中韓在服裝、裁判判罰等方面引發(fā)了一些爭議。韓國的說法讓中國民眾震驚。在中國公眾看來，朝鮮族作為中國56個民族之一，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他們在冬奧會上身著傳統(tǒng)服飾唱歌跳舞。

北京冬奧會上的朝鮮族服飾，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此外，在體育運動中對裁判員的決定產生爭議，應當按照既定程序解決，參加體育比賽的重要基礎也是要接受裁判員的決定。而且，在冬奧會期間，很少有負責任的韓國政治家、學者和體育界人士對這些問題做出理性客觀的分析。他們中的一些人寧愿拱火，而不是平息爭端。

黃載皓：未來五年，兩國開展社會文化交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您對兩國政府有什么建議？

董向榮：我們要讓歷史的歸于歷史，讓文化的歸于文化，讓體育的歸于體育。中韓關系的穩(wěn)定發(fā)展不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甚至劫持。歷史、文化、體育應成為加強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

兩國政治家和民眾都應該認識到，發(fā)展雙邊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兩國的社會文化交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兩國民眾還不夠了解。

任何為了一己私利炒作所謂中韓爭端的人，終將被歷史拋棄。正如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主題曲所唱的那樣：“手拉手，我們可以開始理解，要打破那長久存在于我們中間、隔閡我們的鐵墻?！?

閔貴植：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兩國民眾之間存在嚴重的情感沖突，雙方也共有采取應對措施的必要需求。由于兩國的民族感情對政治外交問題敏感，最重要的是減少戰(zhàn)略沖突，增加政治互信。

中國應該意識到其軟實力削弱的問題，并重新調整其對周邊國家的公共外交。韓國官員應該減少激怒中國的不必要的錯誤陳述。最后，有必要共同啟動全球公民教育活動，擺脫過度的民族主義情緒，將其作為一個涵蓋各種民間組織的1.5軌外交來運作。

（本文原載于英文《韓國先驅報》黃載皓“中國與世界”專欄，授權觀察者網翻譯發(fā)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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