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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lián)：陽光和云霧

與西歐的城市相比，莫斯科的雨天不多。但是有陽光的時候也總有云霧，而且陽光和云霧是混合在一起的，分不清什么是陽光，什么是云霧。云霧從何而來，是涅瓦河的水蒸汽，還是工業(yè)區(qū)的廢氣，沒有考證。總之，短暫的逗留使我對為什么有“混沌世界”這樣的詞匯，體會的深刻多了。

布列斯特—西部邊境名城，停車5小時。車站內外都是一樣地雜亂和骯臟。人們顯然是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階層，衣著多樣，但都不整潔。最惹人注目的是各種軍人，士兵們的衣服上油漬斑斑，軍官們的衣服雖然好一些，但也談不上挺闊。很難看到一張笑臉，說話的人也不多。在車站外面的廣場上我們坐了將近兩個小時，對面長椅上并排的八九個農婦，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有的吃面包，有的喝水，更多地則看著地上活蹦亂跳的麻雀出神。城里顯得干凈多了，但是塵土還是不少。商店的貨架比華沙似乎還不如，也許因為這是邊陲小城的緣故。

首都并不更好?？死锬妨謱m周圍的街道似乎都沒有人打掃，房屋像英國的農村，汽車也不多（據說只有15%的家庭有小汽車）。紅場上買不到罐袋和瓶袋的飲料，自動售水機前泥濘不堪，而且永遠只有一只杯子。商店里貨架空空，售貨員都沒有好氣。除集體農莊市場外，看不到水果和蔬菜。肉和肉制品更是奇缺。據說只有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三大城市買肉不限量，但是很難碰上有貨的時候。奶和雞蛋供應較為充足。國家百貨商場（位于紅場），買進口紡織品（襪子或乳罩）的隊伍從一樓排到三樓。

如今的克里姆林宮與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一位中國留學生告訴我們，他帶來自用的東西幾乎每一件都引起同學們的興趣，從衣服到鞋子，從暖水瓶到指甲刀，大家都要出大價錢買他的。基本生活用品價格極低。平均工資是190盧布，一盒火柴一個戈比，一大塊面包也才十幾個戈比。但是稍好一點的衣服，價格就高的不可思議。一件晴綸毛衣三十多盧布，一條牛仔褲要一百盧布。居住面積人均十五平米左右，水電方便，房租很低，然而很多新建的房子質量卻非常之差。

外國游客所到之處，雖有索要外匯的人不斷打擾，黑市匯率比官價高七八倍，然而，成交的時候并不多，因為在蘇聯(lián)很難有東西值得外國人買，而住旅館則要有銀行換匯證明。除了硬通貨，外國人攜帶的任何東西（包括身上的衣服）都有人要買。我在英國花30英鎊買的一架“佳能”照相機，有一個青年說，如果我賣，他愿意出二百盧布。一位大學教授前些時候訪問中國，回去后贊嘆不已。他作報告說，中國的消費品供應好得難以想象。如果把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的所有商店都搬到莫斯科，恐怖用不到一天就會被人們搶購一空。

其他地方我們沒有專門去參觀，但是坐火車回北京的途中，經過了許多城市和農村。城市大致相同，只是市場供應據說更要差一些。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位蘇籍華人告訴我，他所在的伊爾庫茨克，一個人定量供應的肉（包括肉制品），只有800克，西紅柿則三、四盧布一公斤。農村顯得沒有生氣，除了偶爾能看到破舊的幾輛“拉達”牌小汽車之外，黑朽的木板農舍恐怕與70年前相比沒有多少差別。

當然，蘇聯(lián)畢竟是重工業(yè)大國，鋼、煤、油產量均居世界之首。雖然機電產品技術落后（中國廠家都不感興趣），基礎設施還是很有成就。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幾千公里的鐵路電氣化，就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市內的地鐵交通網也頗引人注目。

總的說來，蘇聯(lián)經濟已陷入困境。結構矛盾，速度下降，技術落后，外匯緊缺，都表明了整個經濟的積重難返。當局承認，蘇聯(lián)的技術水平大致落后西方15-20年。改革，對于新領導人來說，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lián)已成為改革呼聲最高的國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蘇共中央連篇累犢的報告，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曾經被視為異端邪說的觀點，現(xiàn)在已被接受為黨的觀點。但是，思想認識上還有一些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例如，關于改革的文件中對于市場作用的估價還是遠遠不夠的，競爭的必要性也沒有提起來，而且據說戈爾巴喬夫在最近一次內部講話中明確否定市場經濟，把競爭歸結為資本主義。

盡管如此，最高領導中心的思想轉變已經遠遠超過了整個干部隊伍和人民群眾的認識水平。以相對來說容易與中央政策號召產生共鳴的知識界、理論界為例，人們發(fā)表在報刊上的文章對于改革的理解和解釋，也是千差萬別。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改革，至少不是中央說的“根本性改革”。

雖然沒有一個人公開反對改革，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上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革，或“應付”改革。這不是蘇聯(lián)所特有的。但是蘇聯(lián)無疑是最突出的國家。對此，科學院社會主義體系研究所所長波格莫洛夫是確信不疑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首先，多年僵化停滯的政治思想環(huán)境在領導層造就了一大批官僚主義者。其次，知識分子不如其他國家那樣一致地積極地歡迎改革，因為“技術官僚集團”的勢力極大，社會影響也非常廣泛。第三，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傳統(tǒng)體制模式和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使得一般群眾難以適應大的變化。第四，社會精神面貌幾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頹靡，吸毒、酗酒、賣淫之外，更普遍的是不關心社會、不關心工作，對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態(tài)度。去過蘇聯(lián)的人都知道，人們對排隊買伏特加的熱情超過了其他事情。最后，高度軍事化了的國民經濟結構體系是與分散決策、市場導向相對立的。

戈爾巴喬夫要推行改革，面臨著重重困難。為了建立一個自己的權力中心，他上臺幾年內撤換了一大批高級領導干部，政治局大部、部長會議全部已經易人。不這樣做，改革恐怕就無法起步，但是另一方面，這樣做必然要激化黨內矛盾，會使一大批人自動地站在改革的對立面。公開性和民主化是戈爾巴喬夫用以動員群眾的主要武器，但是在一個長期集權封閉的系統(tǒng)內，走得慢了容易變成空洞的號召，走得快了又會導致紊亂，因為政治公開和民主參預的制度和習慣，并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培育起來的。蘇聯(lián)與其他國家的改革不太相同，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較為激烈的措施，這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恐怕也有一些相反的效應。

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訴我，蘇聯(lián)對于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的路子很感興趣，準備效仿。理由是，蘇聯(lián)經濟體制的問題已經是多年沉疴，根本性的轉變不會在短期內發(fā)生，但是正如戈爾巴喬夫所說，群眾都是用短期內生活的改善程度作為尺度來衡量改革。農業(yè)比較容易在短期內見效，農業(yè)改革成功了，其他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礎。盡管如此，他仍認為蘇聯(lián)農業(yè)改革比中國還是要困難得多。首先是對現(xiàn)有的集體農莊主席等干部不知如何處置才好，他們恐怕對家庭承包持抵制態(tài)度。其次，農莊莊員們也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完全沒有獨立生產、經營的經驗和記憶。沒有集體農莊主席的指揮，他們不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