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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磊杰】

2020年，中國面臨著一個兇險萬分的開局，但是通過全民的努力，實現了史詩性的大逆轉。隨著新冠病毒（COVID-19）在2月末突破國際傳播的臨界點，正式成為全球大瘟疫，整個世界逐漸陷入疫情的“至暗時刻”。從那時開始，我們就必須從全球而非本土的角度重新思考這場疫情，特別是較之中國的抗疫歷程，域外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究竟存在何種相同和不同。

有鑒于此，本人特地邀請在疫情期間身處16個國家的21位作者，通過日記體的表達形式，采用不同的敘事視角，來展現域外諸國民眾在這一特殊時段疫情之下的生活以及他/她們對此的所見、所聞、所感與所悟。

針對新冠疫情，國內一些從個人體驗出發(fā)撰寫的文學色彩較強的封城日記，固然有其價值，但單向度聚焦一個區(qū)域而缺乏他者對比的多維視角，可能或多或少地會顯得偏狹與任性。而這本名為《域外疫情觀察日記》的集子囊括域外亞、歐、北美、南美四大洲十六個國家，且作者社會身份與地位都不太相同，似乎更能立基于一種全球層面的多元視角來審視新冠疫情對于不同政府與不同民眾所產生的不同影響。與此同時，作為一本疫情時代的平民生活體驗史，亦可為若干年后回憶這段難忘的歷程留下第一手的鮮活記錄。

此書從3月初開始籌備，當時疫情在國內肆虐，各種真實或虛假的信息滿天飛。在網絡空間中，特別對于政府應對疫情的問題，中產階層立足各自的立場展開激烈辯論，甚至很多因難以說服對方，而徑直退群、拉黑。國內民眾似乎比較熱衷于時事討論，并且都潛在執(zhí)持一套自己的主張——無論這個主張是否有根據。然而，提升自己說話的音量并不意味著你的觀點與主張就正確，暫時無人支持也不意味著你的觀點與主張就是錯誤和荒謬。

有人說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忍不住的關懷”，不得不為，但事實上與其說這是一種“關懷”，毋寧說更多的似乎只是一種消遣，一種慣性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群衣食整體無憂，兼有大量余暇上網閑聊，但仍承受或多或少社會壓力而對人世不易頗多感慨的人，客觀上他們需要一個“吐槽”與傾吐的渠道。然而，身處其中，最大感覺是，很多時候有些爭論純粹只是不會解決任何問題甚至沒有任何意義的“鍵盤治國”式的空談。

空談永遠不會誤國，而只會浪費時間。假如當代知識分子——新的“士人”階層，面對民族與國家重大危機僅僅做一些意氣和口舌之爭，那么自身的存在價值與存在意義就似乎太過稀薄。為此，彼時在幾多彷徨、迷茫、掙扎之際，本人開始苦苦思索，思索如何能夠盡最大可能跳出這個階層慣于空談的歷史循環(huán)，作一些真正有意義、能夠留下一些東西的事情。而這便是編這本書的緣起。

一

今天是公元2020年7月25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約1500萬例，單單美國一國確診400萬例，單日新增84547例，這個數字甚至接近中國迄今確認病例的總和。六個月前，那個全民皆兵、人心惶恐的“特別春節(jié)”，國人也絕然不會想到，中國今時今日會成為極少數最安全、社會面上基本肅清病毒的國家，而整個外部世界則會淪入疫情失控、阻斷無望、灰暗無邊的窘境。

對于中西疫情防控實效何以呈現重大分野的成因，許多學者業(yè)已給出了自己的判斷，然結合切身體認，本書多位作者對此則提供了更為具象化、生活化的記錄與描述。

統(tǒng)觀這部疫情觀察日記，不難發(fā)現，在疫情于歐美甚至亞洲一些國家剛剛開始爆發(fā)之時，身處異域的多數作者的最大反應往往是：

“這個國家心太大，遲早要出事?！?

“1月30日，在世衛(wèi)組織宣布公共衛(wèi)生緊急狀態(tài)后，美國宣布進入公共衛(wèi)生緊急狀態(tài)，但幾乎沒有什么措施上的變化。3月4日，加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ài)，同樣沒有什么變化；直到3月11日，世衛(wèi)組織宣布大流行，美國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tài)之時，事態(tài)才開始改變?！?

“許多荷蘭人先入為主地認為，新冠肺炎不過是比較嚴重的流感，小孩子不容易得，年輕人抵抗力好，即使感染也可很快恢復。甚至連第一線的醫(yī)生也是如此。一位家庭醫(yī)師，確診后還出門大搖大擺跑步鍛煉，甚至上電視節(jié)目，一點也不擔心感染別人?！?

“3月12日，德國宣布超過1000人以上的活動統(tǒng)統(tǒng)取消。于是曼海姆音樂學院把觀眾人數限制在了999人。音樂會繼續(xù)。”

“回宿舍的路上，沒見到一個俄羅斯人戴口罩，俄國內普通民眾對即將到來的疫情沒有絲毫的緊張感。各地的情況每時每刻都在惡化，口罩的脫銷，朋友的確診，公司的倒閉，我把國內的真實情況告訴了身邊的俄羅斯朋友和同學，勸他們盡早購買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但是他們毫不在乎，甚至還嘲笑著說道，不用害怕，這不是在中國這是俄羅斯?！?

反觀這些身處異域的中國人，即便沒有親身經歷國內的疫情，但是每天關注國內的新聞報道也令他們見識了武漢疫情的慘烈程度，網絡上的恐懼與現實中的國家防疫政策交相映襯，更令他們陡然生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出門之前必戴口罩，而且反復確認是否透氣。從超市回來后即刻洗手，把衣服和所購物品消毒。疫情還未波及到歐洲，當地華人社區(qū)就開始鼓勵購買消毒用品并適當囤糧。

1月中下旬后從中國尤其是湖北地區(qū)返回當地的，都需自覺隔離14天。華人社團會給他們免費上門送口罩。那些不自覺隔離者，有些華人用工單位會直接辭退。留學生從國內回來后，如不主動去外面租房子隔離14天，中國房東則不允許他們進門。此等近似戰(zhàn)時狀態(tài)的積極作為，與西方人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確實是或者至少可被歸因于一種文化上的差異。西方人似乎普遍沒有日常戴口罩的習慣，在他們的認知中，口罩應該是留給生病的人使用，如果有人戴口罩通常是因為自身攜帶病毒而避免傳染給他人。戴口罩，別人就默認為你有??；有病，你還要出門，這不是出來傳播病毒嗎？！

根據一位作者的記錄，他來德國十多年，基本上就沒有見過德國人大街上戴口罩。而很多藥店之所以仍有一兩盒的量，是因為法律規(guī)定藥店必須有至少3個以上的口罩庫存，要不然此種平時根本無人問津的東西，他們不會備貨。同時，盡管瘟疫一直存在于歐洲大陸的歷史敘事中，但人們對于流行病的記憶卻遠不如亞洲社會那般鮮活。2003年“非典”席卷東亞時，大多數歐洲國家?guī)缀踅z毫未損。也恰恰因為承平太久，可供參考的經歷，也只剩下遙遠的1918年的“大流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那么，中國在疫情“上半場”所發(fā)生的一切，業(yè)已進入“下半場”的西方民眾與精英們難道事先都沒有看到嗎？在這個資訊如此發(fā)達的全球化時代，答案無疑是否定的。事實上，視若無睹背后潛藏的更多是立基于種族與文明優(yōu)越論之上的“傲慢與偏見”：

“中國的數據一貫造假，所以中國的數據不可信”。在一些西方人眼中，與“非典”（SARS）、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一樣，新冠肺炎也帶有明顯的種族與地域屬性，只是需要投以同情與憐憫目光的“東方問題”。

導源于儒教文明傳統(tǒng)的對國家和組織的服從與尊重，在管控此次疫情中無疑發(fā)揮了潛在的重要作用。國內的很多防疫措施，都是用強制性的手段來推行的。有的是政府層面，也有的是單位、街道、甚至小區(qū)層面自發(fā)的舉措。有的時候，反而是層層加碼，越往下越嚴格。然而，無論是使用“健康碼”還是人工追蹤防疫，保密和隱私的問題在國內都沒有引起太大的討論。

對那些出于各種私人原因而不愿意透露行蹤的人，公眾的態(tài)度更多的是憤怒與譴責，而不是理解和同情。相反，對于強制性的追蹤、檢測和隔離措施，大家則普遍是支持的。比起隱私泄露和公權力的強制，大家似乎更害怕自己的小區(qū)、地方政府等不夠“硬核”，給病毒可趁之機。

相較而言，西方國家甚至一些亞洲國家似乎普遍更傾向于采用非強制性的手段，更執(zhí)著于個人自由與個人隱私的堅守，最開始在采取封城措施方面的謹慎與動作遲緩，與此也不無關系。即便最終迫于無奈采取了“封城”措施，但這些國家甚至這些國家內的各個地區(qū)對“封城”的定義（強度與禁止外出的對象）也都不一樣，更與中國的“硬核”抗疫模式存在天壤之別。

武漢方案的嚴格程度，令其更接近西方語境中的“宵禁”范疇，而西方甚至一些亞洲國家采取的措施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附加彈性條件的“行政管制”。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多數西方國家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響的一些亞洲國家的政治分權模式與國民性格相關。通過國家機器的強制力自上至下地嚴格管控所有的社會行為，就必須建立高度集權的動員體制。然而，與中國的權力構造不同，本書中三個代表性國家——美國、德國以及日本——皆為中央與地方之間分權型的政治體制。雖中央政府仍舊擁有強大的動員能力，但相較于中國的全能型體制，仍難以等量齊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