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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還被邀請去看紅軍劇社的演出。[7]

他說，那是一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qū)郵局職工、士兵、木工、拖兒帶女的村民，都向河邊那塊大草地涌過去。演員們就在那里演出，不遠處甚至還有幾頭羊在啃?。

斯諾說，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干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

露天劇社

節(jié)目有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jié)目一點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簡單。但演出生機勃勃，幽默風趣，演員和觀眾打成一片，觀眾似乎真正在聽臺上的說話。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叫喊，請別人即興唱歌，連斯諾也不肯放過，他極度尷尬地唱了一個《蕩秋千的人》，才沒有讓他再來一個。

演出結(jié)束后，斯諾的好奇心未減，第二天采訪了劇社社長危拱之。

危拱之告訴他，一共有30個這樣的巡回劇社，每個軍都有劇社，幾乎每個縣也都有。農(nóng)民們老遠來看紅軍的演出，臨近白區(qū)邊界時，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他們到邊界的集市上去，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看他們的表演。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如果知道不答應，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他們的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紅軍了。

斯諾感嘆：在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傳武器了。由于不斷地改換節(jié)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jīng)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nóng)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占領一個地方后，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

斯諾感嘆：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nóng)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在覺醒的狀態(tài)下逐漸站起來，較之南京方面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xiàn)巨大的變化。他們贏得的支持似乎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們通過宣傳和具體行動，使億萬人民對于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概念。

群眾性文藝演出，是極其生動有效的宣傳教育陣地。

在采訪過程中，因為國民黨軍要在南線發(fā)起進攻，斯諾想及早離開。陪同他的吳亮平勸說，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經(jīng)有幾十年了，這次他也不會成功，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

他說的“真正的紅軍”，就是正在前線的紅軍主力部隊。

斯諾后來說，幸虧接受了他的勸告，否則就不明白紅軍不可戰(zhàn)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不了解紅軍是中國唯一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八九月份，他到了寧夏豫旺的方面軍駐地，在那里見到了彭德懷等紅軍將領，也使他更進一步認識了紅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從檔案里找出來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讓斯諾感到極有興趣和意義。[8]

紅軍第一軍團在寧夏

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斯諾發(fā)現(xiàn)這完全錯了。紅軍的大部分是青年和工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zhàn)斗。普通士兵平均年齡19歲，他們大多數(shù)是在十五六歲參加紅軍。其中38%的士兵不是來自農(nóng)業(yè)無產(chǎn)階級，而是來自工業(yè)無產(chǎn)階級，4%來自小資產(chǎn)階級（商人、知識分子、小地主子弟）。

紅軍包括指揮員在內(nèi)50%以上的人，是共產(chǎn)黨員或共青團員。60%到70%的士兵有文化，能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比白區(qū)普通軍隊的平均數(shù)高得多，比西北農(nóng)民的平均數(shù)更高。因為紅軍士兵從入伍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

紅軍沒有正規(guī)薪餉。但每個士兵都有權取得一份土地，由他的家屬或當?shù)靥K維埃耕種。如果不是蘇區(qū)本地人，則從沒收大地主而來的公田收益中取得一份報酬，公田收益也用于紅軍給養(yǎng)。公田勞動是義務的，但在土地分配中獲得好處的農(nóng)民，愿意合作來保衛(wèi)改善了他們生活的制度。

紅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是24歲，這包括從班長到軍團長。盡管這些人很年輕，平均都有8年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連以上軍官都有文化，雖然他們參加紅軍以前還不能認字寫字。紅軍指揮員1/3以前是國民黨軍人，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yè)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yè)生、張學良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馮玉祥國民軍的軍人，以及若干從法國、蘇聯(lián)、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斯諾只見過一個美國留學生。

紅軍不叫兵，因為在中國這是很遭反感的字，紅軍稱自己為戰(zhàn)士。

紅軍士兵和軍官大多數(shù)未婚，但他們都以尊重態(tài)度對待農(nóng)村婦女和姑娘，農(nóng)民對紅軍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評價。斯諾說，我沒有聽到過強奸或侮辱農(nóng)村婦女的事件。

紅軍指揮員傷亡率很高。他們同士兵并肩作戰(zhàn)，團長以下都是這樣。紅軍軍官習慣說：“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沖！”在第一、二次反“圍剿”中，紅軍軍官傷亡率往往高達50%，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中平均23%左右。

紅軍從最高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得穿得都一樣。但是，營長以上可以騎馬或騾子。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別很小，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

斯諾說，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迷惑，就是共產(chǎn)黨人是怎樣給他的軍隊提供吃的、穿的和裝備呢？他原以為完全靠劫掠維持生活，但發(fā)現(xiàn)這種臆想是錯誤的，因為他看到紅軍每占領一個地方，就著手建設他們的自給經(jīng)濟，單單這個事實，就能夠守住一個根據(jù)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

紅軍80%以上的槍械和70%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里奪來的。這讓斯諾難以相信，但他看到紅軍正規(guī)軍基本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的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這些武器都是大量賣給南京政府的。他看到紅軍使用的唯一俄國制步槍，是從馬鴻逵的軍隊那里奪來的。

斯諾還說，共產(chǎn)黨沒有高薪的貪污的官員和將軍，而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軍費。在軍隊和蘇區(qū)中是厲行節(jié)約的。實際上，軍隊給人民造成的唯一負擔，是必須供給他們吃穿。

看到這樣細致入微的描述，讓我們更加準確形象地認識這是一支什么樣的革命軍隊，更加深入地理解紅軍獨一無二的內(nèi)在特征，理解紅軍的先進性、人民性和為什么能戰(zhàn)無不勝。

斯諾還記下了大量觀察采訪的細節(jié)，特別是對毛主席等黨和紅軍領袖的采訪，留下了對領袖個人經(jīng)歷特點、中國革命戰(zhàn)爭和即將到來的抗日戰(zhàn)爭的獨到觀察和理解。下一節(jié)，我們繼續(xù)介紹其中的精彩片段。

[1]【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7頁。

[2]【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39-43頁。

[3]【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42頁。

[4]【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40-41頁。

[5]【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48-59頁。

[6]【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88-93頁。

[7]【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94-101頁。

[8]【美】埃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第230-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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