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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工傷認定的實踐悖論

從社會治理的真實邏輯來看，上述勞動關系判定所依據的法律法規(guī)過于陳舊，與基層現(xiàn)實存在較為明顯的脫節(jié)。

一是從村委會是否具備用人單位主體資格來看，《工傷保險條例》是國務院于2003年4月發(fā)布、2010年12月修訂，《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是人社部于2005年5月發(fā)布。時至今日，由于社會治理任務的復雜性，村莊中工作人員的組成也越來越多元化，既有通過選舉程序產生的村委會委員，也有村莊為了完成治理目標所聘用的合同制人員。如果村民委員會不能作為用人單位，那么這些人員的基本權益該如何保障呢？

2021年1月實施的《民法典》第九十六條規(guī)定：“本節(jié)規(guī)定的機關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城鎮(zhèn)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為特別法人?！甭蓭熃缫灿袑＜艺J為，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可以作為用人單位。因此，人社部門繼續(xù)再以村委會不能作為法定用人單位的理由，拒絕認定村干部與村委會之間的勞動關系，在法理上也越來越難站住腳。

二是從勞動關系認定的基本條件來看，當前的村級治理相較于十幾二十年前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理論上來看，村委會是村級自治組織，但是上級政府對于村莊工作的要求則越來越嚴格，以至于村級自治組織的行政化色彩十分濃厚。

一方面，從制度規(guī)范來看，大多數地區(qū)都已經實施了村干部坐班制，其福利待遇也由過去領取務工補貼變成了每月發(fā)放的基本工資，村干部的身份也實現(xiàn)了由過去的兼業(yè)干部變成了職業(yè)干部，即便其產生需要通過法定的選舉程序，這一過程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在其工作期間，需要嚴格按照上級的各方面規(guī)范來行使基本權力。

另一方面，從其工作內容來看，除了基層自治工作，村干部耗費精力最多的往往是上級政府布置的各種行政工作，而其中一些行政工作的難度還非常大。例如，上級部署的圖斑整治工作中的拆違問題、退林還耕問題等，這些都需要觸及一些農民的根本利益，很容易在工作中發(fā)生沖突。除此之外，在一些偏遠地區(qū)，村干部在工作過程中所遭遇的自然風險也較多，例如在脫貧攻堅期間，為了完成扶貧任務，發(fā)生了不少扶貧干部、村干部在下鄉(xiāng)途中意外車禍或者墜崖等事件。

為扶貧獻出生命的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百色市樂業(yè)縣新化鎮(zhèn)百坭村駐村第一書記黃文秀

無論是從工作形式，還是工作內容來看，村干部工作相較于過去都發(fā)生了巨大轉折，甚至將其稱為“民間公務員”也不為過，這些都符合勞動關系認定的基本條件。這也是為何在文章開頭所敘述中的案例中，傷亡者家屬所表達不理解的地方，為何有任職手續(xù)、有工作委派單、有工資發(fā)放記錄，并且是在工作期間因為工作問題受到無辜傷害而導致死亡，卻遲遲不能認定為工傷！

在工作的時候對村干部嚴格要求，而村干部在工作中出了傷亡事件則推脫沒有勞動關系，無法認定工傷，顯然這屬于法律法規(guī)的漏洞，不能總是讓受害者來承擔風險和意外后果。

根據民政部發(fā)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中國有49.2萬個村民委員會、11.6萬個居民委員會，廣大的基層自治組織是中國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基石。尤其是基層工作，面臨著較多的不確定性風險，在社會轉型時期，村莊是社會矛盾滋生與化解的關鍵區(qū)域。社會穩(wěn)定和諧則需要廣大村干部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并化解社會中的各種矛盾風險，這一過程并非靠溫情脈脈、春風化雨就能夠解決，往往伴隨著較多的風險，而良法善治更需要在這一過程中解決村干部的后顧之憂。

值得說明的是，當前也有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解決這一困境。例如，2023年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財政廳、國家稅務總局浙江省稅務局三個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了《浙江省用人單位招用不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辦法（試行）》的通知，其中明確規(guī)定將在職村干部和專職社區(qū)工作者等七類特定人員納入了工傷保險繳納范圍。在廣西一些地區(qū)，由于暫時無法在制度層面突破，政府是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標準來給村莊主副職干部購買養(yǎng)老保險和意外險的方式來進行兜底保障。

但相較于廣大村干部群體而言，其權益的保障僅靠地方上探索出來的這些救濟機制遠遠不足，迫切需要國家層面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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