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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季莫費·博爾達切夫，譯/華東師范大學俄語系教師 班婕】

蘇聯(lián)解體三十年后，可以確認的一點是，俄羅斯相對順利地渡過了對于任何一個瓦解之帝國來說的危機時期。

在這一時期內，俄羅斯這個舊有共同體中最為強大的一塊碎片，不止一次克制了恢復已被破壞大廈的誘惑。類似舉動（不計后果）的目的，無外乎是在過去統(tǒng)一國家空間內，建立新的安全共同體。俄羅斯在過去幾百年的帝國對外政策中，已經(jīng)具備了對此類問題的經(jīng)驗和教訓，使得俄羅斯在今天至少會認真思考相關行動的合理性問題。

俄羅斯成功避免了恢復蘇聯(lián)的企圖和誘惑，即便沒有蘇聯(lián)這個國家，也不意味著俄羅斯的實力發(fā)生了本質上的變化。俄羅斯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19世紀歐洲各帝國中，它是唯一一個幾乎以不變的形式保留下主要潛能（物質資源和力量儲備）的國家，同時俄羅斯過去所有的“同僚們”早已被排除在世界強國之外。

1991年的地緣政治災難，盡管減少了俄羅斯帝國的領土面積，但并沒有像20世紀上半葉的大英帝國、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失去最重要的特征和原有的資本。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Lieven）在1995年指出的那樣，解體更多的是去除了蘇聯(lián)的外部負擔，并沒有觸及力量基礎——資源儲備與軍事力量。這一特性是俄羅斯制定對外政策的決定因素。俄羅斯像以往一樣，對國際秩序的需求和依賴程度極低，但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對于其直接管理的地區(qū)，并且只對這樣的地區(qū)，承擔維護安全的責任。

多米尼克·列文：《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它的敵人》（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豐富的自然資源、遼闊的西伯利亞、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的人口、強大的軍隊、有核武器作為保障的戰(zhàn)略自主權——這些都是俄羅斯在任何一種國際秩序中足以要求其他各方尊重其利益和價值觀的充分條件。這些條件可以使俄羅斯保證自身的發(fā)展與安全，并不依賴于國際秩序的支持，而貿易大國美國和中國則非常需要這種支持。

帝國規(guī)模與權力的結合，以及本著“又想吃東西，又想減肥，什么都想要”的原則，容易導致政策的搖擺，造成帝國周邊的無序。而如果在周邊和國際舞臺有建立穩(wěn)定合作機制的真誠愿望，反對其他大國強加游戲條件，這樣做就既能有效地保障自身生存，又不至于去控制其他的國家。因此，俄羅斯沒有建立那種人們所熟知的、在自由主義理論框架內被稱為“國際治理”的機制。

在就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討論中，有專家認為俄羅斯有這樣一個需求：建立周邊“朋友圈”，理由是俄羅斯“沒有盟友”。但這種需求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的原因是，即便有潛在的朋友及盟友，他們在事關俄羅斯國家生存與發(fā)展的問題上，也不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某種意義上，俄羅斯對外政策至今仍受亞歷山大一世的影響，他在維也納會議上令與會者折服的是，能將空泛地討論建立世界道德體系與他提出的繼續(xù)保留對波蘭領土直接控制的嚴格要求結合起來。這首先體現(xiàn)了要求世界聽取俄羅斯合乎道義的論據(jù)，其次也展現(xiàn)了俄羅斯有能力擔負起對已經(jīng)是俄羅斯一個組成部分的責任。

維也納秩序以及現(xiàn)在歐盟內部機制所依賴的力量平衡，俄羅斯并不需要。雖然在鼎盛時期——打敗拿破侖和希特勒之后，俄羅斯已經(jīng)具備了對國際秩序施加直接影響的能力，但俄羅斯從未充當過國際秩序變遷中革命性力量的角色。俄羅斯不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看作是其力量的源泉，而這恰恰是中國現(xiàn)在以及美國在一百年前所做的事情。

唯一例外的是“世界革命”理論，但斯大林實質上已于20世紀30年代將之推翻，轉而關注自身內部的問題。當力量受限的時候，國家只會在本國層面上考慮秩序問題，并且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認為的那樣，任何一個帝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對自身內部多民族的管理。

2020年在俄羅斯周邊地區(qū)發(fā)生了許多大事，如白俄羅斯的內部動蕩，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qū)的軍事沖突，吉爾吉斯斯坦的政府更迭，這都使得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研究要基于周邊角度。一個意義重大的日子也即將來臨，2021年12月——正如俄羅斯總統(tǒng)所說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蘇聯(lián)解體30周年。在蘇聯(lián)解體后新獨立國家的歷史中，其所蘊含的內部變化與曲折的對外政策，雖然對地區(qū)國際政治有影響，但是關鍵在于俄羅斯的行為變遷，因為俄羅斯是影響這一世界組成部分（后蘇聯(lián)空間）發(fā)展的決定因素。

2020年10月5日，中國鄰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因不滿議會選舉而爆發(fā)反對黨“國家政變”。視頻截圖

一、重要的與次要的

俄羅斯的周邊是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這就使俄羅斯被迫、但也展示出一種全新的外交政策與外交實踐。21世紀上半葉國際環(huán)境的不斷變化，促使莫斯科參與到世界秩序的演變進程中來，但莫斯科并沒有給自己設立摧毀和改變世界秩序的目標。俄羅斯加入到?jīng)Q定自然能源價格的各種協(xié)議中，影響著距其相對較遠的敘利亞、委內瑞拉或者是中非共和國。俄羅斯公開反對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的規(guī)則和標準。

俄羅斯周邊的形勢發(fā)生了完全的改變。原因之一，是俄羅斯沒有直接與許多世界大國接壤，俄羅斯對其周邊國際安全的影響力具有決定意義。一戰(zhàn)前俄羅斯在西部與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接壤，在南部接壤的是奧斯曼帝國和大英帝國，東部是中國?，F(xiàn)在直接接壤的多民族國家只在東部有，雖然這里還有一個主權國家蒙古。俄羅斯西面的歐盟屬于一種國際秩序，建于冷戰(zhàn)后，俄羅斯沒有參與其中，因其違逆俄羅斯的利益。歐盟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管控能力有限，烏克蘭和摩爾多瓦雖然對歐盟信誓旦旦，但看一下這兩個國家的表現(xiàn)，就可以明了歐盟對其影響有限。

俄羅斯沒有在周邊建立帝國秩序，俄羅斯周邊存在很多中小國家，其行為或多或少受到大國的影響——美國或者中國，很多時候也包括歐盟。這就使俄羅斯經(jīng)常去思考其對周邊發(fā)生的事務承擔責任的尺度問題。這樣的思考必然觸及的一個矛盾是——俄羅斯有在這個區(qū)域建立國際秩序的能力，但是沒有建立的必要性。我們所注意到的俄羅斯周邊政策的演變，完全反映了這種矛盾性以及解決這一矛盾的嘗試。莫斯科在2020年關鍵性事件中的表現(xiàn)，為分析俄羅斯周邊政策的發(fā)展走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的政策依然非常穩(wěn)定。在此基礎上曾有一種假設，即，在蘇聯(lián)廢墟之上建立的一批新國家，是與外部世界相對隔離的一個整體，在可以將原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聯(lián)合在一起的理由中，地理空間是最有說服力、最合適的因素。但逐漸由基本的假設轉向對具體問題的關注。并且俄羅斯覺得可以自給自足，這種思維的影響在不斷增長。決定莫斯科行動反應的，不是周邊的形勢對俄羅斯治下的體系產(chǎn)生了怎樣的挑戰(zhàn)，而是形勢在多大程度上威脅著俄羅斯自身的國家安全。莫斯科由于擁有獨一無二的軍事力量，因此對通過盟友解決此類問題的興趣不大。作為一個核大國，在面對與其他大國沖突時，俄羅斯無法把一些軍事能力微弱的國家，視為國家間沖突時的補充力量。與除了“核五國”以外的世界各國的關系中，俄羅斯自身就擁有足夠充分的軍事力量。

2020年秋冬時期吉爾吉斯斯坦發(fā)生的事件，對該國的國內發(fā)展非常重要。然而，在分析俄羅斯對原蘇聯(lián)空間政策的語境中，該事件只具有次要的意義，因為這并不具有鮮明的、能夠影響歐亞地區(qū)國際政治的特點。而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不僅是莫斯科在獨聯(lián)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框架內的正式盟友，而且還是歐亞經(jīng)濟聯(lián)盟的成員國。這兩個國家在具有鮮明國際意義的事件中居于中心地位。蘇聯(lián)解體至今，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都曾是俄羅斯的軍事盟友，并且從來沒給莫斯科惹過大麻煩。現(xiàn)在這兩個國家的內部穩(wěn)定和國際地位都成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期形成的對莫斯科有利的狀態(tài)正在改變。

因此，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局勢的任何變化，都不可避免地被觀察家們從俄羅斯立場產(chǎn)生影響的角度來解讀。并且整體上，是從俄羅斯保證對周邊國家控制的角度來理解。這指的是莫斯科對帝國經(jīng)典行為的偏好——要在鄰國事務中起決定作用，目的是保證本國的安全，而本國的安全可能會受到敵對大國的滲透或者由于不可控的無序狀態(tài)而遭遇威脅。但白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情況，對俄羅斯的重要性又不相同。如果說俄羅斯官方明確表達對白俄羅斯合法政府的支持，那么在南高加索地區(qū)的舉動則有較大的差別。這讓觀察家們推斷出，莫斯科不準備在南高加索參與到嚴重的沖突中去，并會因外界的壓力而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