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超一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不少，却很难见到城市化成功的范例。根源在于它们常把农村贫困农民聚到城市形成贫民窟，只是空间平移，导致贫困更加集中。
当时，有知名学者主张中国学其他国家搞贫民窟导向政策，却无视一般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这类高度发达国家因城市贫困人口集中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选城镇化而非典型城市化，这关乎社会稳定。80年代，城乡二元结构被视为对立矛盾，中国长期靠农村、农业助力工业化与城市化资本积累，因外来资本少，只能内生发展。
那时加速城市化是政策重点，结果家庭承包制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催生大量乡镇企业，几年内达两千万家，带动九千多万非农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融入工业化，解决要素短缺难题，推动农村工业化。
农村产业规模小、流动成本低，加上政策引导，十年左右，县以下建制镇从三千多个增至3万个，形成“工业化加城镇化”模式。
2023年人口城乡结构数据
中国城镇化的兴起与发展
当时的城镇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什么呢？
建制镇。因此那时候城镇化是一个对应着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产物，资本向城市集中推动的这个城市化，城镇化是农村中的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向城镇相对集中带动的城镇的增加，这叫做城镇化。
所以中小企业家城镇化本来是中国重要的发展经验，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出现了典型的内需拉动的十年黄金增长。
但是也就是从这个阶段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这样的经验重现了，从90年代遭遇的严重的危机，并且连续发生，于是就出现了外向型经济。所以80年代是内需拉动，90年代是外需拉动。
到90年代末期，外需拉动也出现严重的困境。特别是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陡然下降，中国出现了外向型经济的生产过剩，大量的沿海企业倒闭，打工者失业。在这种情况下，紧急于1998年转向投资拉动，内需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三驾马车，在三个十年经验足够丰富。
内需淡外需强
而内需拉动的阶段，主要是中小企业家城镇化形成的内需拉动。
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经验，往往在总结的时候，把某些话语的意识形态了，就导致很难把真实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我刚才强调的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内需拉动实际上是中小企业家加城镇化没有重视起来。
城镇化再度受重视
直至2005年，“三农”问题被中央确立为重中之重，此前的发展模式长期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助力城市。
而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形势发生转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理念应运而生，两个“反哺”思想就此确立，新农村建设也顺势被正式提出。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领域聚焦于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有两大核心支柱：一是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二是城镇化推进。
城镇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为中小企业创业营造了便利条件，所以县域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中小企业家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力。
也正因如此，城镇化再度受到重视，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80年代靠内需拉动实现黄金增长的宝贵经验，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城镇化并非城市化。
反哺农业
90年代，经济危机频繁来袭，城市化的发展步伐明显放缓。当时，针对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各界提出了五六种不同模式，城镇化是其中之一。
等到2005年，中央大力强调新农村建设以及县域经济时，城镇化理念被接纳。虽说目标是要加速城市化进程，但中国选择的加速方式是城镇化，这表明，城市化与城镇化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区别。
当下不少决策部门人员，对80年代积累的经验以及90年代的发展转折缺乏深入、透彻的了解。以至于一提起城镇化，就不自觉地将它错误等同于城市化。
常有人表示我国当前城镇化比例偏低，还有大批人口滞留农村，当务之急是加快城镇化。但此“城镇化”非彼“城镇化”，如今很多人提及的“城镇化”，实质说的是城市化，并未真正领会城镇化的内涵。
所以，在探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个关键话题时，首要任务就是纠正认知偏差：城镇化绝非城市化。希望参与政策研讨的同仁们，别再犯这类常识性错误，唯有如此，我们的讨论才能基于统一的概念起点，不然各执一词，只会让话题陷入混沌，难以厘清。
为什么我们着重强调城镇化，而非城市化呢？这背后是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做支撑，尤其是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细致探究。
千亿县不断增加
从现象层面来看，能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全球人口超一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至今都没出现城市化成功的范例。这是为什么呢？
它们的城市化模式，基本是把农村分散的贫困农民，以催生城市贫民窟的方式聚集到城里，简单概括，就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
越是把大量农村贫困农民一股脑儿集中到城市贫民窟，随之滋生的各类复杂社会问题就越发棘手。就拿就业来说，贫民窟里就业难度极大。
哪怕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启用这些劳动力，就得负担起他们整个家庭维持生计、养育老小的成本，这笔开销不小，属于扩大再生产的成本范畴。
反观中国，土地改革之后，养老育幼这类家庭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成本，很大程度上附着于土地之上。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一份社会福利保障，具备生产与福利双重功能，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
中国选择城镇化的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批农民离土离乡外出打工。
9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
他们本质上是小土地所有者家庭派生出的、为维持家庭再生产赚取现金收入的群体，所以长时间以来不被归为工人阶级，毕竟家里还拥有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资产，山林等资源性资产也都分户持有，手头有一定小额资产。
这些人外出打工，核心诉求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劳动力那样，依靠工资收入在城市维系家庭规模的扩张，而是获取现金收入，反哺农村老家的家庭再生产。
第一年打工攒钱回家打地基，第二年起一层楼，第三年再添一层，第四年攒嫁妆，第五年娶媳妇、生孩子，他们的家庭再生产，靠的就是外出打工挣来的这份辛苦钱，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需求。
第一代外出打工者鲜少在城里定居。直到第二代、第三代碰上某些政策变动，致使家庭结构出现碎片化、裂变的情况，才有部分打工者萌生在城市扎根的想法，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历程。
得益于这种模式，中国才能大规模吸纳那些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也就是“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企业，它们沿着中国沿海大量布局，吸引大量内地劳动力从劳动力大省奔赴沿海，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景观。
11月11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出45.32万元，占总成交额1.9%，游资资金净流入10.43万元，占总成交额0.44%，散户资金净流入34.89万元，占总成交额1.47%。
11月11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入4297.64万元，占总成交额5.6%，游资资金净流入356.4万元，占总成交额0.46%，散户资金净流出4654.04万元，占总成交额6.07%。
中国与全球城镇化率变化情况(2013-2023)
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人口大量涌入贫民窟时，打工者是带着整个家庭的生计压力来求职的。如此一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反倒难以进驻这些有着大型贫民窟的国家，因为这些进城者断了农村的根，不再是单纯出来挣点外快补贴家用的流动劳动力。
相应地，城市贫民窟并非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反倒成了矛盾丛生的区域。正规企业的岗位稀缺，催生出形形色色的灰色经济，成千上万的小商贩、小加工厂和各类零散小经济体扎堆，游离于规范统计、纳税体系之外，成了人们勉强维生的无奈选择。
有些时候，外界看着一些人口大国，觉得同样十几亿人口，肯定是潜力巨大的市场。
其实不是，超九成人口生活在这种灰色地带，根本不是想象中的现代经济、法治、社会环境，消费场景也不像现代商场的规范有序，所谓的庞大市场，不过是臆想罢了。
过去，针对要不要走一般发展中国家那种大城市充斥贫民窟的城市化道路，还引发过激烈争论。不少知名学者振振有词，主张中国也推行贫民窟导向的政策，完全不顾这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造成过严重后果。
就拿美国来说，近期的“黑玫瑰运动”，发起主体正是黑人弱势群体高度聚集的社区，他们发起颇具暴力性的游行，甚至闯入中产阶级社区搞打砸抢烧，这背后，美国大城市过度聚拢贫困人口形成贫民窟，加剧社会撕裂的重要诱因。
不管是普通发展中国家，还是城市化率高达85%的美国，城市过度集中贫困人口，都会引发棘手的社会问题。
全国各省城镇化率
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城镇化而非典型城市化，关键在于对社会稳定的深层考量。
把目光投向欧洲莱茵模式，这类国家几乎没有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大城市，就拿实体经济强国德国来说，百万级人口城市仅有4个，最大的不过400万左右，其余多在200-300万规模。
人口、经济布局相对分散，不少知名企业散落于乡村，乡村地区生态环境优越，中小企业多分布在城镇。尽管这类模式常被部分财经高官忽视，却能给我们提供宝贵借鉴。
我们有许多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理应视野开阔、审慎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在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抉择上，我们更倾向于城镇化。
当下政策导向与传承
党的二十大前的五中全会就再度着重强调，要发展新型县域经济，率先在县域层面达成城乡融合，推动城镇化，尤其点明是县以下城镇，精准回归城镇化的本真内涵，与部分财经主管部门当下某些保守讨论、试图回归早期城市化模式的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要知道，进入21世纪，几任领导人接力奋进，一以贯之地强调城镇化，个中缘由专业股票网上配资，已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