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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卓】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中印邊界問題中方特別代表王毅應邀訪問印度并舉行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4次會晤。雙方圍繞邊境問題展開溝通并釋放積極信號，印度媒體樂觀預期相關領域或迎來“早收成”。

然而，會談后中印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表述卻成為輿論焦點：

根據中方通報，印方明確表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有印度官員很快澄清稱立場沒有變化，并強調將繼續(xù)推進同臺灣地區(qū)的經濟、科技、文化合作。

印方前后不一的表述，不僅削弱了本輪中印外交接觸的積極氛圍，也揭示出印度在涉臺問題上的真實操作邏輯：在話語上制造模糊空間，在實踐中盡可能拓展對臺合作。

一、利益驅動下的對臺合作

在官方話語層面，印方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表態(tài)反復、模糊，既通過模棱兩可的措辭回避明確承諾，又在實務上盡可能推進與臺灣地區(qū)的經貿和安全合作，形成話語與實踐脫節(jié)的局面。

從經貿層面看，2023-2024財年印度與臺灣地區(qū)的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相比前一財年顯著上升；貿易結構以電子零部件、機電設備與資訊通信相關產品為主。與此同時，臺灣地區(qū)對印直接投資在2024年持續(xù)增長，已有約200家臺企投資45億美元，在印創(chuàng)造17萬個崗位，臺商在印產業(yè)布局的存在感日益突出。

印度深知，若要推動“印度制造”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必須借助臺企在電子產業(yè)的技術和經驗。以半導體合作為例，印度政府2024年2月批準塔塔電子與臺灣力積電（PSMC）在古吉拉特邦多雷拉（Dholera）建設12英寸晶圓廠，這被視為“印度制造”的關鍵里程碑之一。與此同時，富士康、和碩等臺企在南印的擴產，使印度該財年iPhone出口額達到120億美元，占手機出口總額近四分之三。印度高層口中的“戰(zhàn)略自主”，在這一現(xiàn)實面前更像是一種建立在外部力量支撐上的被動依賴。

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工廠 資料圖：彭博社

勞工議題則成為雙方合作的新領域。2024年雙方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首批約5000名印度勞工或赴臺就業(yè)。此舉既能幫助臺灣緩解制造業(yè)“缺工”困境，也讓印度在勞務輸出中獲得匯款和利益綁定效應。即便協(xié)議在印度國內引發(fā)抗議，印度仍推動落實，顯示其對臺灣已從邊緣議題轉向必須維系的籌碼。表面上這是“就業(yè)出口”，實則折射出印度在國際產業(yè)承接與勞動力吸納能力上的局限。

在經貿與勞工合作不斷拓展的同時，印度與臺灣地區(qū)的安全與戰(zhàn)略層面的互動也悄然升溫。

2023年起，包括退役高級將領在內的安全政策圈交流日漸活躍。2024年，印度聯(lián)合服役研究所（USI）與臺灣防務部門下屬“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在新德里舉行臺海兵棋推演與對話，重點探討沖突外溢風險與聯(lián)通安全等問題。這類互動雖未跨越正式外交紅線，卻已呈現(xiàn)出“準官方化”的安全氛圍。

部分印度資深外交與安全人士甚至已公開主張，臺海局勢外溢影響將直接關系印度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安全。如印外長蘇杰生之子德魯瓦（Dhruva Jaishankar）直接宣稱，“臺灣的回歸將大幅增加亞洲單極化的可能性，而印度絕不愿意見到這種情況發(fā)生，因此臺灣的未來對印度至關重要。”可以看到，在印度戰(zhàn)略界眼中，臺海問題已從“遙遠話題”，轉變?yōu)榭赡苤苯佑绊懕緡踩h(huán)境的現(xiàn)實因素。

綜上，經貿、勞工、安全層面的同步推進，使雙方互動早已超出“文化交流”的范疇。本輪中印外交接觸后，印方關于臺灣問題表態(tài)的前后差異，本質上正是印度在口頭上保持謹慎、行動上卻不斷突破底線的寫照。

印外長蘇杰生之子德魯瓦

二、印度的兩面話術

表態(tài)上不作新的明確承諾，實踐上不斷拓展與臺灣地區(qū)的交往，印度的這一策略并非偶發(fā)，而是近年來有據可查的趨勢。

近年印方在對外文本中通常不主動重復一個中國原則，被問及時多以“立場一貫”“眾所周知”回應。比如2022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竄訪臺灣地區(qū)后，印方公開表示“無需反復重申我們的一貫政策”。這種模糊態(tài)度在國際輿論場中也有跡可循，當國際媒體聚焦印度與臺灣地區(qū)合作進展時，印度官方發(fā)言人往往選擇避重就輕，用模棱兩可的外交辭令應對，既不否認與臺灣地區(qū)日益密切的往來，也不明確表態(tài)挑戰(zhàn)一個中國原則，試圖“靈活”地在灰色地帶游走。

印度在其國內輿論宣傳上也下足功夫。一些印度主流媒體在報道涉臺議題時，采用春秋筆法，將印度對一個中國原則的遵循詮釋為“受中國壓力被迫表態(tài)”，而對與臺灣地區(qū)的往來則大肆渲染，塑造出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獨立自主”的形象，誤導國內民眾，為其模糊策略提供輿論土壤。

可以看到，印度這種策略并非臨時權宜，而是與具體的經貿與外交操作緊密配套、經過精心設計的算計。

首先，產業(yè)收益可見可測。iPhone出口額攀升、臺企投資擴張、勞工協(xié)議落地，都能轉化為稅收和就業(yè)，為“印度制造”提供實績支撐。印度部分邦政府在吸引臺商投資時，出臺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從土地使用到稅收減免，一應俱全，而這些政策在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中，刻意淡化其可能引發(fā)的政治爭議，只強調經濟利益。

其次，外交杠桿隨時可用。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背景下，臺灣地區(qū)的地位至關重要。在臺灣問題上搞擦邊行為，既能為印度在對美日合作上加分，也能在對華博弈中充當“籌碼”。

最后，政治風險相對可控。只要不跨越“官方承認”和“軍事結盟”的紅線，合作便可嵌入產業(yè)與地方政策框架，以務實敘事掩蓋政治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