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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雖有差異，做法卻是相通的。儒家主張的“以德治國”，應該將這個“德”，與西方社會的宗教職能對應來看。當然，基督教道德不是世俗道德，但儒家同樣也是一種信仰體系。

1973年英國《觀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約瑟博士、魯桂珍博士和黃仁宇博士三人為封面，做特別報道

黃仁宇認為，張居正天天給萬歷講仁義道德，克己復禮，張居正死后，萬歷卻發(fā)現(xiàn)這個天天給他講道德的老師，原來就是一個好美色講排場貪污受賄的人，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可是，張居正的例子，并不能成為指責一個社會“以道德代法律”的根據。天主教會的黑暗和罪惡，薄伽丘十天講一百個故事都講不盡，所以西歐社會就是用宗教代法律嗎？男盜女娼，在西方社會就是人文主義覺醒，在中國社會就是道德虛無？好德如好色者確實是少見的，這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非否定道德教育的理由。同時，作為一種宗教的對應物，中國的圣賢教育必然包含超出世俗道德要求的內容，有人批評中國古代的圣賢教育缺乏人性，難道將獨生兒子獻祭的亞伯拉罕有人性？

正巧，我最近又看了一遍《大明王朝1566》，這是電視劇，里面的胡宗憲、海瑞當然不完全是歷史。有一個場景，胡宗憲給海瑞念了兩首詩，一首是給他的，一首是給自己的。

給海瑞的是高適的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

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

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胡宗憲給自己的是岑參的詩：

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

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

這兩首唐詩本身當然是歷史的真實。高適和岑參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邊塞詩人，什么是“以德治國”，什么是“人心正則國治”，就在歷史上這些詩句里。道德教育是一種情感的傳遞，有著穿越時空的力度，張居正給萬歷皇帝上課的例子，只是一種失敗的教育，不代表教育本身有錯。

西方社會的思想巨人，盡管表述不同，認識水平有差異，其實和中國的先哲具有相近的問題意識，研究道德、研究人心的熱情遠遠勝過研究制度、程序和技術。我們不僅要看到主張“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說的盧梭，也要看到寫了《懺悔錄》和《愛彌兒》的盧梭；我們不僅要看到以《國富論》成名的亞當·斯密，也要看到寫了《道德情操論》的亞當·斯密。即便追溯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西方的思想源頭中，美德從來都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也是社會的正義源頭。但是，從來沒有人說《理想國》以美德代替國家統(tǒng)治的正義。

忽視道德教育的社會，在“法外之地”充滿了各種反社會的行為和問題，比如校園霸凌、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解決根本問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美國前司法部長霍爾德曾感慨，美國只擁有世界5%的人口，但美國監(jiān)獄關押的囚犯約占全球囚犯總數的四分之一。

程序正義只是形式上的正義，道德所追求的是正義的本質。令人欣慰的是，我們沒有因為《萬歷十五年》的流行，丟棄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恰恰相反，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增強和自信心的提高，我們更加重視了傳統(tǒng)道德教育，并更深地與選賢任能、治國理政相結合，這確實是當今執(zhí)政者的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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