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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中國知識界目前的保守主義將會導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將難以充分認識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民主”問題的深刻性和復雜性，因為中國知識界的保守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柏克式的立場。中國知識界今天對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等問題的看法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視野內，并且是從這種被托克維爾稱為“尚處在舊世界之中”的狹隘視野出發(fā)而進一步引申出對自由主義與民主等更基本問題的片面看法。尤為重要的是，托克維爾突出地強調了所謂“民主”遠非只是一個政治范疇，而同時甚至首先是社會、文化、習俗，家庭、婚姻，以致知性活動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態(tài)結構等人類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疇。確切地說，托克維爾是把民主作為現(xiàn)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來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這樣一種考察視野，使他特別敏感地指出，民主將永不會在某一階段或某一領域就停步不前，而將成為對現(xiàn)代人和現(xiàn)代社會的永無止境的挑戰(zhàn)過程，如他以揶喻的口吻所言：“難道誰會以為，民主在摧毀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國王以后，就會在中產階級和有錢人面前退卻？”

我個人以為，中國知識界近年來對革命和激進主義的反省現(xiàn)在已經走到了盡頭，而且開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為這種反省并沒有使中國知識界真正加深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尤其是，它并沒有促使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自由主義在現(xiàn)代條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義，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結論。例如許多人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完全走錯了道路，原因就在于很不幸地沒有走上英國道路，而是錯誤地模仿了法國模式。晚近以來的許多近代史研究因此往往以一種非歷史的方式追問為什么近代中國人會走錯了路，例如為什么中國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漸進走激進，不愛自由愛平等，不追求“消極自由”而狂熱向往“積極自由”，等等。這種非歷史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只能促使中國知識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時代的自由主義”，并時時以此為名義貶低民主和平等，從而高抬保守主義甚至極端保守主義。

我認為，今天已特別有必要提出：拒絕以自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拒絕以英國革命否定法國革命，拒絕以柏克否定盧梭，拒絕以所有這些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來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相反，所有這些都應該從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民主時代來臨”這一廣闊歷史視野上來重新審視。我們需要的，不是從批判激進主義而走向擁抱保守主義，而是要同時“超越激進與保守”！

《三大主力會師》

二

讓我首先指出，目前已為中國知識界相當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沒有因為他對“積極自由”理念的深刻檢討就走向否定法國大革命，更沒有因為他對“消極自由”的闡發(fā)就擁抱柏克的保守主義，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動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們的質疑。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國大革命，也是在這程度上不能不對尊敬的柏克有某種厭惡之心”。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來法國大革命確實喚起了人民去攻擊偏見、攻擊迷信、攻擊蒙昧主義、攻擊殘忍、攻擊壓迫、攻擊對民主的仇視，從而為各種自由而斗爭。……簡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這類傳統(tǒng)乃直接來源于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意識形態(tài)的分野一向可大體劃分為擁護法國大革命與反對法國大革命，而那些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動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須要站隊，我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盡管所有那些荒繆與恐怖確實都與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這番“站隊自白”真所謂黃鐘大呂，振聾發(fā)聵！我認為，就中國知識界而言，1989 年后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走向批判激進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以及重新檢討法國革命傳統(tǒng)和盧梭思想等，本來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確實已不能不問，這種反省的水平如何，這種反省的結果又在把中國知識界引向何方？這種反省路向是否已經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亦即一方面從檢討法國革命的否面效果出發(fā)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國大革命本身的正當性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則把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當成所謂“英美自由主義”的真諦，甚至把“尊重等級制，尊重士紳精英的統(tǒng)治”這類“極端反自由主義”觀念統(tǒng)統(tǒng)都反變成了堂而皇之、天經地義的“自由主義”觀念？

正是在這一點上，柏林對柏克的批判是極其值得今日中國知識界深思的，因為這一警告事實上提醒我們，自由主義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義批判，更不能與“反動分子”對法國革命的全盤否定同流合污。應該一方面深刻總結大革命的教訓，另一方面則又以捍衛(wèi)大革命的原則為己任。因此，如果說柏克仍是從舊秩序的立場來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國自由主義則恰恰首先肯認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并從這一立場來批判檢討大革命。法國自由主義的史學重鎮(zhèn)基佐（ FrancoisGuizot,1787-1874 ）在西方史學史上首創(chuàng)“文明史”這一概念來連接“過去”與“現(xiàn)在”，強調大革命所標示的現(xiàn)代性并不是與過去的全盤斷裂，而恰恰是文明進展的“合法繼承人”，從而以自由主義史學對“歷史”的解釋破除了保守主義對“歷史過去”的獨占解釋權。基佐的父親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送上斷頭臺處死的并導致基佐七歲就隨母親流亡國外，但他在反駁保守主義對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時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國自由主義強調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場，他說即使把大革命期間發(fā)生的所有錯誤甚至罪行都加起來，他仍然要說“法國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戰(zhàn)斗（ 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 ），它是權利與特權之間的戰(zhàn)斗，是法律自由與非法專橫之間的戰(zhàn)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節(jié)制革命的任務，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純潔化的任務?！?

換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才能真正批判檢討大革命?；舻膶W生托克維爾很快把這一基本思想轉換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邊”才能真正批判檢討民主，因為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的本質是“民主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問題因此說到底是民主的問題。托克維爾由此拈出了“民主時代來臨”這一概念：“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正發(fā)生在我們中間……平等的逐漸擴展因此是某種命定的東西，這一擴展的主要特點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為的障礙”。